小议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安丽佳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7 21:52:00 浏览:9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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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制度。第三人制度的建立，打破了传统的“两造”诉讼的格局，允许原、被告之外的第三人参加到系属中的诉讼中来，成为诉讼当事人，有利于保障当事人有效行使诉讼权利，为充分保障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制度保障，真正体现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的价值目标。但是，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存在理论储备不足，立法规定零乱，从而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及无序在所难免。因此，探究第三人制度的内在机理及实务需求，具有现实意义。
一、民事诉讼第三人的含义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简言之，民事诉讼第三人就是指对他人争议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或者虽无独立的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参加到原告、被告已经开始的诉讼中进行诉讼的人。从民事诉讼第三人的概念可知：首先，民事诉讼第三人在诉讼中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独立地实施诉讼行为。其次，第三人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或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再次，第三人必须在本诉开始之后，人民法院判决之前参加诉讼。最后，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法律关系涉及第三人的民事权益，他需要参加到双方当事人已经开始的诉讼中来，以便维护自己的利益。
二、民事诉讼第三人的分类及特征
各个国家都普遍承认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但其分类却不尽相同。我国民事诉讼法把第三人分为两类：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有独立的请求权而参加诉讼的人。本诉讼之外的第三人，对原告、被告之间的诉讼标的，不论是有全部的独立请求权，还是有部分的独立请求权，只要其请求权具有独立性，参加诉讼，即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具有以下特征：1、对原告、被告之间争议的诉讼标的认为有全部或者部分的独立请求权。至于第三人是否确有独立请求权，只有在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后才能确定；2、将本诉的原告、被告作为被告提起诉讼而参加诉讼。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正在进行诉讼的原告、被告双方对立，既不同意原告的主张，也不同意被告的主张。他认为无论原告胜诉还是被告胜诉，都是对自己合法权益的侵犯。因此，他有权以本诉的原告、被告作为被告提起诉讼而参加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3、在诉讼中处于原告的诉讼地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5条的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成为当事人。”他是以提起诉讼的方式参加诉讼的，实际上是提起一个新诉。在这个“新诉”中，原告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被告则是本诉中的原告和被告，诉讼标的是本诉中的诉讼标的的全部或部分，诉讼理由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主张的事实和理由。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后，处于原告的诉讼地位，享有原告所享有的诉讼权利，承担原告所应承担的诉讼义务。但他又不是本诉中的原告或者共同原告。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原告、被告双方争议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可能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维护自己利益而参加（自行申请参加或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到原告、被告已经开始的诉讼中进行诉讼的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特征：1、参加诉讼的根据是案件处理结果可能与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所谓“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指当事人双方争议的诉讼标的涉及的法律关系，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的另一法律关系有牵连，而在后一个法律关系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对前一个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有直接影响。在原告、被告进行诉讼的法律关系中，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义务给对方造成的损失，直接责任虽应由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但造成这种损失的原因，则是源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过错。如果人民法院判决一方当事人败诉，承担某种法律责任或履行某种义务，该当事人有权请求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赔偿损失或履行相应义务；如果法院判决该当事人胜诉，他也在法律上维护了自己的某种权利；2、参加到当事人一方进行诉讼。由于案件的处理结果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能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涉及到他的合法权益，因此，他总是参加到当事人一方进行诉讼。在诉讼中总是支持参加的一方的主张，反对另一方的主张，为他所支持的一方提供证据，进行辩论；3、在诉讼中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虽然参加到当事人一方进行诉讼，但他既不是原告，也不是被告，而是一种具有独立诉讼地位的诉讼参加人。他参加诉讼虽然支持一方当事人的主张，但实质上是维护自己的权益。在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不服的，有权提起上诉，但该第三人在第一审中无权对管辖提出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
北安市人民法院 安丽佳
夫妻一方受赠非父母亲属的单位集资房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
王冠华
【案情简介】
A与B系夫妻关系。2012年7月，A、B因夫妻感情不和诉至某法院离婚，双方对离婚没有异议，均同意离婚，但对地处新疆乌鲁木齐的一套房屋权属存有争议。该房屋系由夫A和妻B双方于2009年6月21日用夫妻共同财产全额出资、以妻B娘舅名义参加其所在单位集资的房屋，产权登记在妻B娘舅名下；因妻B娘舅家无子女，在2011年病重期间，为防意外，其娘舅具立书面赠与协议，注明了该房屋全款本系夫A和妻B共同实际给付，明确表示将该房屋赠与给妻B，并要求按国家、新疆区和乌鲁木齐市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办理相关手续，发生的一切税费由其自行承担，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此协议经妻B娘舅签字但未经公证。目前其娘舅也健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夫A认为，该房屋属夫妻共同财产，应当进行分割；而妻B认为，该房屋为单位集资房，是其娘舅享受国家和单位政策优惠的福利分配，且书面赠与协议也已明确表示赠与给自己，故该房屋应属其个人财产，夫A无权参加分割。
【核心问题】
本案涉及的核心问题有四：
1、何为“集资房”，“集资房”能否赠与？
2、妻B娘舅具立的赠与协议是否有效？
3、何为夫妻共同财产？本案房屋的权利归属是妻B个人财产，还是A、B夫妻共同财产？
4、A、B共同购买集资房的出资应如何定性？相关财产应如何分割？
【王律师分析】
第一，何为“集资房”，“集资房”能否赠与？
所谓集资房，是指利用单位自有土地，按照职工自愿的原则，由职工与单位签订集资建房协议（合同），享受国家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各项税费优惠政策，按照建房成本价格向职工出售的政策性住房。从国家政策上来看， 2006年8月14日建设部、监察部和国土资源部《关于制止违规集资合作建房的通知》（建住房[2006]196号）第1条规定，“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一律停止审批党政机关集资合作建房项目。严禁党政机关利用职权或其影响，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搞集资合作建房，超标准为本单位职工牟取住房利益”。基于此，集资房有违反国家政策之嫌；而根据新疆自治区政府2008年8月25日《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集资建房管理的通知》（新政发［2008］33号）精神，集资建房仍然是职工享受房改政策的重要形式之一，这与上述禁令是格格不入的。
对于法规政策层面上的冲突，笔者不宜作过多的评价。根据新政发［2008］33号第9条，“单位集资建房享受国家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各项优惠政策”，换言之，在新疆区，单位集资建房属于政策性保障住房的范畴。按照新疆区建设厅、财政厅、地税局和土地局1999年12月3日《关于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有关问题的规定》(新建房字[1999]11号)等相关规定，包括集资房在内的经济适用房在满足一定条件、履行相关程序、取得合法产权证书后，是可以进入二级市场流转的。因此，集资房的赠与问题在法律层面上没有任何障碍。
第二，妻B娘舅具立的赠与协议是否有效？
所谓赠与协议，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妻B娘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具立的赠与协议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存在任何胁迫、欺诈或重大误解之情形，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有效的。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合同法》规定，本案所涉之赠与协议是可以撤销的，有任意撤销或法定撤销两种情形。所谓任意撤销，是指赠与协议成立后，赠与人基于自己的意思而撤销赠与的权利，即《《合同法》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所谓法定撤销，是指法律规定事由出现后，不论赠与协议依据何种形式订立，也不论该赠与协议是否已履行，赠与人均可撤销赠与，《合同法》第192条是针对法定撤销权而规定的。该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就本案而言，由于该赠与协议未进行公证，且房屋亦未进行过户，妻B娘舅对赠与协议享有任意撤销权，在本案审理期间，房屋所有权仍归属于妻B娘舅；进一步地，由于该赠与附义务，要求妻B“按国家、新疆区和乌鲁木齐市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办理相关手续，发生的一切税费由其自行承担”，如若日后妻B在条件具备的前提下对该房屋进行过户，没有履行该赠与协议约定的义务，妻B娘舅还具有法定撤销权。
第三，何为夫妻共同财产？本案房屋的权利归属是妻B个人财产，还是A、B夫妻共同财产？
所谓夫妻共同财产，是指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除特有财产和双方另有约定之外所得的财产，即从取得结婚证确立夫妻关系时起（男女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被认定为事实婚姻的，从同居之日起），至配偶一方死亡或离婚时为止所得的财产。在夫妻分居期间或离婚判决尚未生效期间，仍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这一特定期间内夫妻所得的财产亦为夫妻共同财产。根据《婚姻法》第17条和相关司法解释，夫妻共同财产包括：①工资、奖金；②生产、经营的收益；③知识产权的收益；④除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外，通过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⑤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如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以夫妻婚姻关系存续年限乘以年平均值所得数额的军人名下的复员费、自主择业费等一次性费用；由一方婚前承租、婚后用共同财产购买的、房屋权属证书登记在一方名下的房屋，以及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除孳息和自然增值以外的收益等。
本案所涉房屋由于赠与协议所约定的义务有待于集资房流转时限等政策条件具备后方可实施，妻B娘舅是否将撤销该赠与协议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在所有权归属方面，目前尚属妻B娘舅的个人财产，因此，在本案审理阶段，该房屋既非妻B的个人财产，亦非A、B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进一步地，既使房屋在法院审理阶段已过户登记至妻B名下，由于赠与协议明确表示“将该房屋赠与给妻B”，也应属于妻B个人财产，而非A、B夫妻共同财产。
第四，A、B共同购买集资房的出资应如何定性？相关财产应如何分割？
对于A、B共同购买集资房的出资应如何定性问题，目前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尚无明文规定，参照2011年8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11〕18号，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三》）第12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产权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时另一方主张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购买该房屋时的出资，可以作为债权处理”，本案A、B共同购买集资房的出资亦应按债权处理为宜。如前所述，由于本案所涉房屋目前尚属妻B娘舅所有，故对该房屋的出资按债权处理时，可由A、B协商分割；协商不成的或不愿协商的，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判决分割。
王冠华，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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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当前，因与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相关的法律法规修改而使反贪查办案件面临新的形势，职务犯罪侦查阶段翻供现象也有增多的趋势，这给反贪侦查工作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和更大压力。本文着重分析在职务犯罪侦查阶段如何通过灵活运用讯问谋略、全面搜集证据、增强取证固证意识、提高证据质量等方式积极应对翻供现象，确保犯罪嫌疑人受到法律公正的制裁。
一、职务犯罪案件翻供的表现形式
翻供，是指在侦查、起诉、审判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推翻或改变其原来的全部或部分供述的行为。翻供往往是在翻供心理支配下进行的一种行为。翻供心理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告人（包括犯罪嫌疑人——引者注）对已经做出的供述加以否定和推翻的心理。”①就职务犯罪案件而言，翻供形式可以概括为三类：
1．围绕犯罪构成要件进行翻供。常见的形式有：以“借、管、赠”为名推翻行贿、受贿的犯罪性质，如提供出“借条”，把受贿行为翻供成债权债务关系，或辩称行贿、受贿行为是正常的私人交情、礼尚往来；在“利用职务之便”、“谋利”上做文章，如辩称自己取得的财物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没有为他人谋利，是属于“合法的劳动报酬”；利用单位设立“小金库”，资金来去不明、账目收支不清的情况，辩称贪污、受贿的钱款都放在单位的“小金库”里，企图掩盖自己占有或收受有关钱款的事实；以自己是单位领导，经常要应酬公务活动为名，声称自己所获的赃款都用于单位的公务活动，并没有非法占为己有；以“家属收受钱物，本人不知”为由，推脱罪责，等等。
2．围绕获取证据形式进行翻供。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围绕获取证据形式进行翻供也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用的一种手段，当他们无法就犯罪事实、证据内容方面进行翻供时，往往会在取证形式上挖空心思，寻找借口，诋毁获取证据形式的合法性。例如：辩称“不是我自己的签字”、“没看清就签字了”、“因精神紧张，已记不清当时的实情”、“时间很长了，根本就记不清楚”、“记录不实，记录未经本人阅读”，等等。
3．围绕侦查取证行为进行翻供。除了前两种类型的翻供， 取证据的规范性、合法性。常见的有：以问话笔录是纪委做的，办案人员没有重新讯问为由，声称取证的主体不合法；以问话的场所不是法律规定的地点，而是在某宾馆、某酒店，辩称讯问的地点不合法；诬陷办案人员以刑讯逼供、威胁、诱供等方法获取证据。
二、职务犯罪阶段翻供的原因
（一）嫌疑人自身心理变化导致其翻供
1、包庇他人心理：这种心理存在于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例如在斡旋受贿，介绍贿赂案件中，嫌疑人出于哥们义气或自身利益考虑，通过翻供，把职责全部揽到自己头上，以图能包庇保护他人。
2、侥幸逃避心理：侦查之初犯罪嫌疑人往往认为其罪行已被侦查部门所掌握，为求宽大处理，于是作了真实的有罪供述。但是随着讯问的进行，嫌疑人可能发现侦查部门并未完全掌握其罪行，或者在得知同案犯在逃，死亡或主要证据已经灭失的情况下，自认为无法对证，在侥幸心理的作用下，为逃避责任而翻供。
（二）律师法修订使控辩双方博弈加剧
2008 年6 月1 日新修订的《律师法》正式实施。新法实施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且获得了更充分的会见权、调查取证权和阅卷权。这些变化加强了对律师及其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增强了侦查活动的公开性和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博弈双方的信息更加对称，力量配置也更为均衡。双方博弈激烈程度的增加使侦查人员攻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的难度加大，且控辩双方力量的消长也经由犯罪嫌疑人和律师之间更为畅通的沟通渠道更为敏感地反映在犯罪嫌疑人身上，犯罪嫌疑人翻供的可能性增大。办案过程中部分犯罪嫌疑人讯问时的表现在律师会见前后存在的较大反差，正是控辩对抗加剧在犯罪嫌疑人处的直接体现。此外，这些变化对侦查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各环节工作的规范性、细致性和侦查人员的业务能力，特别是审讯突破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职务犯罪智能化发展的挑战
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涉案人员自我保护的意识越来越高，反侦查水平越来越强。作案手段的多样化、智能化，是为规避法律制裁的必然选择，这种现象从客观上不断增大了司法机关查处、惩治甚至防范贪污贿赂犯罪的难度。②职务犯罪活动复杂化的趋势，也为犯罪分子对抗查处提供了自信。特别是在行、受贿案件中，行、受贿双方多是“一对一”现金秘密交易，在现有侦查技术和侦查措施有限的情况下，行、受贿双方的口供往往仍是证据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侦查阶段，当犯罪嫌疑人认识到自己口供的重要性，甚至认为侦查人员对其口供存在依赖时，他们逃避制裁的自信心会更加膨胀。为达到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在口供上做文章、扰乱侦查计划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犯罪嫌疑人的选择。
（四）职务犯罪自首、立功认定条件变化的影响
2009 年3 月12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从有利于职务犯罪案件刑罚适用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的角度，对职务犯罪案件办理当中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认定和处理提出了更为严格的限定条件。犯罪分子在调查谈话阶段和被采取调查措施阶段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的，不再认定为自首。《意见》对认定条件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某些犯罪分子的抗拒心理，增加了翻供的可能性。
三、对职务犯罪侦查阶段翻供的对策分析
（一）把握心理变化，适时调整审讯谋略
一般来说，犯罪嫌疑人拒供或说谎的目的就是要避免说实话带来的不利后果。这后果既包括客观的后果，如失去职务和判刑等，也包括主观的后果，如羞愧感和耻辱感等。在审讯中，这些后果是嫌疑人如实供述的主要心理障碍。③侦查人员要正确认识翻供现象，克服对翻供案件厌恶、畏难的情绪，应当认识到查处职务犯罪行为给犯罪嫌疑人带来的角色转换所形成的强烈心理落差和巨大压力，在讯问中犯罪嫌疑人对犯罪行为被发现的追悔、对作案过程隐蔽性的自信、对涉嫌罪名法律规定的理解、对律师的盲目信任、对法律制裁的抗拒等微妙、复杂心理变化，都可能触发其翻供行为。审讯中可以通过捕捉犯罪嫌疑人语言和外在形体动作表现出来的心理变化采取不同策略：
一是讯问中及时分析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辩解，对可能发生翻供的着眼点提前做出预判、想好对策,用有效的提问堵死犯罪嫌疑人可能的退路。
二是抓住犯罪嫌疑人交代主要犯罪事实后会普遍出现警惕性放松、对抗心理减弱的有利时机，适当调整讯问人员或讯问方式，对职务犯罪的直接动机、思想斗争的过程、具体犯罪情节等细节问题深追细查。
三是及时分析翻供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结合案件查办情况找出制胜关键点，用灵活的讯问方式营造有利气氛，促使犯罪嫌疑人翻供。
（二）坚持实事求是，力求不枉不纵
针对翻供案件，侦查人员必须强化“实事求是，不枉不纵”的原则，既不能使无罪的人受到法律追究，也不能放纵犯罪分子逃脱法律制裁。因此，反贪侦查实践中对翻供的审查极为重要。翻供不应该被视为洪水猛兽，尽管它经常导致办案人员辛辛苦苦建造的证据大厦毁于一旦；翻供者不应该被视为百般抵赖、妄图逃避法律制裁的犯罪分子，他们的正当权利在诉讼中同样应当得到保障。④对于犯罪嫌疑人提出的辩解，侦查人员要冷静应对，在综合查办案件过程和全案已有证据的基础上，对犯罪嫌疑人翻供的情况进行审查，做到不被其表象迷惑，扩展思维、调整侦审策略、对辩解作针对调查。同时，也不能“先入为主”，一概认为其辩解理由不成立，而是要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去开展工作。
（三）全面搜集证据，加强证据证明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