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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盗窃车牌手段敲诈勒索该如何定性/王其见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4 16:12:14  浏览:8863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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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

  2011年7月至8月间,被告人孙某单独或伙同被告人王某作盗窃案18起,撬取21辆轿车车牌,以出钱赎回车牌为由,敲诈车主现金共计3700元。其中被告人孙某参与全案;被告人王某参与作案8起,撬取10辆轿车车牌,敲诈现金共计1900元。经鉴定,车牌价值为每个100元。

  【分歧】

  对被告人王某,其盗窃车牌并敲诈现金合计2900元,尚未达到江苏省关于敲诈勒索罪的追诉起点,以盗窃罪论处应无疑义;分歧在于对被告人孙某行为的定性,第一种意见是按盗窃罪论处;第二种意见是按盗窃罪与敲诈勒索罪实行并罚。

  【评析】

  笔者赞同第一种意见。

  一、孙某的行为不构成牵连犯。诚然,本案中盗窃车牌的目的是为了敲诈勒索,也就是说盗窃车牌是手段行为,敲诈勒索是目的行为。但如果承认牵连犯的概念,笔者认为类型说较其他学说合理,即只有当某种手段通常用于实施某种犯罪,或者某种原因行为通常导致某种结果行为时,才宜认定为牵连犯。显而易见,盗窃车牌而敲诈勒索仅具有个案性质,不具有类型性,前者不是后者的通常手段行为,也就是说盗窃车牌这一手段对敲砸勒索这一目的来讲不具备盖然性,所以不宜认定孙某的行为构成牵连犯。

  二、孙某的行为构成狭义的包括一罪。所谓狭义的包括一罪,大体上包括四种情形,其一是一个行为对同一被害人造成数个法益侵害结果;其二是数个行为造成一个法益侵害结果;其三是数个行为具有前后发展关系且侵害相同法益;其四是数个行为触犯数个不同罪名且数个行为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最终仅侵害一个法益。本案中孙某以盗窃车牌为手段,以敲诈勒索现金为目的,前后行为之间虽然不存在发展阶段上的必然性,但两个行为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又因车牌与现金都是财产法益,不是个人专属法益,所以孙某的前后行为侵害了同一法益。如此,孙某的行为符合上述第四种情形,即数个行为触犯数个不同罪名且数个行为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最终仅侵害一个法益,构成狭义的包括一罪。

  三、盗窃罪的最高刑为无期徒刑,而敲诈勒索罪的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且江苏省关于盗窃罪的追诉起点低于敲诈勒索罪的追诉起点,应认为盗窃罪相对于敲诈勒索罪为重罪。孙某的行为既构成狭义的包括一罪,两个行为触犯两个罪名,但由于实质上侵害的是同一法益或者说由于法益侵害的一体性,应从一重罪论处,适用一个法条进行包括的评价即可。所以孙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四、对孙某以盗窃罪论处,还可与对共犯王某的评价保持一致性。在共同犯罪中,评价的一致性虽不能作为定性之根据,但作为定性之考量因素却无可厚非。孙某所犯盗窃罪按车牌价值与敲诈现金合计5800元论,共犯王某所犯盗窃罪按参与盗窃车牌价值与敲诈现金合计2900元论。

  (作者单位: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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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股东话语权的诉讼救济障碍!

曲峰



  时下,股东有话想说,打破了市场中默默无语的沉寂局面。政策方面虽然赋予了股东通过表决进行说话的方式,但是对于小股东其它话语权的行使,在方式上仍然有些狭窄。比如,股东建议权、质询权的行使方式,就触及到了维权路上的处女地。下面的这个案例,让作为律师的笔者有些不知所措。

案情介绍:

  2005年7月11日,上海通商投资研究所朱长春先生、陈浩先生,以流通股股东身份向上海茉织华股份有限公司(600555)发送了一份《股东专函》。二人凭借经济学常识和经验研究发现,茉织华公司在经营、管理上存在相应瑕疵、股东权益存在隐含威胁,治理结构存有一定缺陷。管理层有可能在有瑕疵的管理体系下,实施经营、重大决策、关联交易等行为上,影响或损害到股东净资产权益和二级市场市值权益,且部分决策行为(如委托理财行为、资产出售行为等)已经损害了股东权益。7月20日,朱、陈二人与董秘许鸣放先生进行了交流,并提出了公司治理的科学性建议和对隐含威胁的处理方式,希望能够尽快得到答复。二日后董秘回复,以正在接受证监会调查、不便答复为由而拒绝。

  无奈之余,建议和质询均被漠视的朱、陈二人,想到了拿起法律武器维护权益,遂找到笔者。笔者接受该案并分析后认为,此类案例虽少、但法律规定相对严谨。股东行使建议权、质询权明明有法可依,赫然遭到上市公司及董事会的“白眼”,维权心潮毅然。作为该案的“操盘手”义无反顾的建议,唯有维权志士操戈抗击,才是柳暗花明的权宜之计,以求宽慰和树立典范!随后,2005年8月5日一纸诉状将茉织华公司告上了法庭。

  2005年8月15日,笔者看到了这份来自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的《通知单》,而其中结果,实在让笔者(该案代理律师)有些匪夷所思!《通知单》中称:“有关民事诉状已收悉。有关朱、陈二位当事人请求茉织华公司履行对于股东建议和质询意见的答复义务;停止对于建议、质询权利的侵害;并要求董事会履行提案听取建议和质询及公开赔礼道歉等。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该请求不属于法院的管辖范围,特此告知,并退还诉讼状。”为此,诉讼维权再一次遭到拒绝。

  
  现行的《公司法》第110条规定,股份公司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早在12年前,便借鉴了国外先进经验,虽将股东建议权、质询权与查阅权共置于同一法条,但立法本意就赋予了股东“话语权”。随着市场发展,证券类法规和证监会规章等也能捕捉到相应之规定。诸如:
  1、《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三十五条“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中的第(四)项规定:对公司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第七十三条规定:除涉及公司商业秘密不能在股东大会上公开外,董事会和监事会应当对股东的质询和建议做出答复或说明。
  2、《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一条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建立能够确保股东充分行使权利的公司治理结构。” 第三条规定:“股东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重大事项,享有知情权和参与权。上市公司应建立和股东沟通的有效渠道。”
  3、《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第四条关于“投资者关系工作的基本原则” 中的第(六)项规定:互动沟通原则。公司应主动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建议,实现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双向沟通,形成良性互动。
  4、《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对于投票表决改革方案,须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也再一次强化了流通股股东的话语权,通过分类表决制度作为缓解非流通股股东与社会公众股股东间的矛盾而采取的一项过渡性措施。


  综上可见,股东“话语权”确实有法可依。它表面上属于社会学中的理论,而从法律上解释股东“话语权”,应当包括股东建议权、质询权和表决权等三个层面。但是,表决权似乎成为了证券市场中关注的焦点,立法相对较多。对于股东建议权、质询权的行使方式,以及司法救济的诉讼权利规定,存在立法不足之处,不得不说有些泛泛。

  一种法律学说认为,股东建议权、质询权(甚至包括提案权)的行使,应当属于表决权延伸的范畴之内。其次,行使方式也只能透过表决权在股东大会上提及,并且不能超过会议议题的范围、且属于经营上的问题。再者,认为这两项权利会有滥用之嫌,不能随便赋予因无法行使而提请司法救济的诉讼权利。

  另一种法律学说认为,股东建议权、质询权应当独立于表决权,属于并列关系的股东权利范畴。其次,在行使方式上股东可以随时行使该权利,而不论股东大会(包括临时会议)在开会或闭会期间。当然建议和质询的内容,也不一定必须是会议议题内容,包括经营、管理等多个层面。再者,对于诉讼权利应当与法定权利相对应,为了主张权利被侵害或不能行使,而请求司法机关调整争端和划清民事责任是完全必要的。

  笔者则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为,现实中,流通股股东的维权意识不强、参与股东大会的热情不高,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广大中小股东并没有真正成为证券市场的主人。法律赋予这两项权利是在12年前,当初的立法并没有考虑中小股东的参与热情问题,而立法的本意就是把建议权、质询权独立于表决权的。也是按照中国公司治理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对于董事等代理人实行建议和质询的学理。

  其次,我国规定了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年会制度和10%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请求制度,以及有关会议议题事先明确的制度。而股东的建议和质询仅在会议议题范围内行使的话,则股东权利的表现仅仅停留在接受、否决和放弃的层面上,这只能属于表决权的表决结果范畴。不仅无法体现建议权的进言献策功效,也无法体现针对非会议议题质询的目的,更无法体现上市公司(或者董事会)的答复和说明义务。

  再者,建议权和质询权是否存在滥用的问题,立法上的不足,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但凡建议者、质询者一律视作“闹事者”,则确实有些宽泛。所以,有志于上市公司建设的智者行使建议权、质询权遭到漠视,法院再不予保护,则这两项法定权利岂不是形同虚设!

  另外,从法理上看,诉权更是法律赋予的一项基本权利。只要是符合诉讼条件,就是合法权利的行使,不存在滥用诉讼权利的问题。法院也不能以该类矛盾可以通过非诉讼的途径(如信访)解决为由,或者以具有公众特性为由,禁止或不予受理此类诉讼。在法制建设和证券市场建设进程中,股东维权诉讼多数还是有相当的社会效应的,对法治和权利的实现有着助推作用。

  诚然,股东话语权虽有重要权利保护之意义,但案例却凤毛麟角。甚者,司法实践因上市公司的公众特性,而总是遭到特殊对待!几年前的证券市场民事赔偿案件,引起了法学界的争论,没承想,可谓“股东话语权先河第一案例”得到的结果,可能再一次引起轩然大波。证券市场中的维权智者们一直坚持不懈,我们法律工作者又怎能作壁上观!


北京市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补充规定

北京市


北京市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补充规定


北京市人民政府




为了进一步鼓励台湾同胞来京投资,促进京台经济交流与合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补充规定。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台湾同胞来京投资的相关事务,受理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诉,依法维护台湾同胞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条 鼓励台湾同胞投资下列行业和重点项目:
(一)高新技术产业: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和新医药、新材料。
(二)城市基础设施:水、电、气、热、交通和环境保护项目。
(三)现代农业:创汇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以及农副产品的深加工、良种引进繁育项目;远郊区县荒山、荒滩资源的开发。
(四)用高新技术改造的重点发展行业:汽车、电子、机械、冶金、化工和建材业。
(五)旅游业:结合现有自然和人文景观,开发建设旅游景点和便民的旅游服务设施;投资开发旅游商品。
(六)房地产业:城区危旧房改造和居民住宅建设;城区污染扰民工业企业搬迁后用地的开发。
第三条 经市科委确认为高新技术企业,并颁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可享受本市《关于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的若干规定》中规定的各项服务和优惠。
第四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投资兴建农业综合开发试验基地和良种引进繁育项目、“两高一优”(高产、高效、优质)等农业项目,其企业用地可按农业用地对待,用电可按农业生产电价标准收费。
第五条 鼓励台湾同胞投资进行荒地、荒山、滩涂的开垦、开发和中低产田改造。台湾同胞投资者开发边远山区的国有荒山、荒滩用于林果业、种植业、养殖业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最长可达50年,地价比照基准地价低限水平确定。租赁开发集体所有荒山、荒滩,按照《北京市农
村集体所有荒山荒滩租赁条例》执行。
第六条 台湾同胞投资水、电、气、热、交通和环境保护六大基础设施系统的项目,在政策方面给予一定照顾,使投资者获得一定的回报。
第七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在京设立企业后,可承包经营国有和集体企业,也可承包经营外商投资企业。
第八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参与本市中、小工业企业改制、改造,可比照本市放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有关政策给予优惠。台湾同胞投资者可通过市政府指定的产权交易中心依法对国有小型工业企业实行购买,或者对破产企业竞价购买。
第九条 台湾同胞投资本市鼓励发展项目使用的划拨土地,可以按照核定的标准减收30%的土地使用费。
第十条 经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主管部门核准并出具证明,台湾同胞投资者本人、随行亲属和台湾同胞雇员可以向市公安局申请办理:1年、2年或者5年多次入出境证件,必要时也可以申请办理长期暂住证,其台湾同胞雇员可以根据劳动合同的期限办理相应期限的居留证件。
第十一条 经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主管部门核准并出具证明,台湾同胞投资者可以根据有关规定购买本市各房地产开发公司有销售许可证的商品房,购房价格与本市居民购置商品房价格相同。
第十二条 向台湾同胞投资企业销售机器设备、原材料及附料等物资以及提供水、电、热、货物运输、劳务、广告、通讯、安装电话等服务,在价格或者其他方面给予台湾同胞投资企业与本市国有企业相同的待遇。
第十三条 经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主管部门核准并出具证明,经市教委批准,台湾同胞投资者本人和台湾同胞雇员的子女可在本市的中小学、幼儿园就近入学、入托,并按本市学生、幼儿的收费标准缴纳学杂费、托幼费等费用,各校(园)不得超标准收费。
第十四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本人、直系亲属和台湾同胞雇员在本市医疗机构就诊,按本市市民标准收费。
第十五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本人、亲属和台湾同胞雇员持有境外驾驶证或者临时驾驶证的,经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考试合格后,核发驾驶证或者临时驾驶证。
第十六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在市政府批准的试点小城镇内投资50万美元(或相当50万美元数额的人民币)以上兴办实业,其内地亲属或者聘用的管理人员、生产骨干1人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家属,可以在企业所在地小城镇申请登记试点城镇常住户口。
第十七条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市政府的规定交纳有关行政事业费用。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另立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标准;不得强制其参加各类培训、评比和赞助活动。对违反上述规定的,台湾同胞投资企业有权拒绝交纳并向有关主管部门举报。
第十八条 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侵犯台湾同胞投资企业按照法律、法规和经审查批准机关批准的合同、章程享有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合资、合作企业中本市投资方的上级部门,不得以行政命令干涉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第十九条 实行市、区(县)两级台商接待日制度,每半年一次,由市、区(县)级主管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听取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意见和要求,协调解决涉及投资项目审批、建设及企业运营过程中保护台湾同胞合法权益的问题。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市以前的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本规定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解释。



1997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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