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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条例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1994年7月14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1994年7月14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职工的招用
第三章 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
第四章 工 资
第五章 社会保险和福利
第六章 劳动安全卫生
第七章 劳动争议和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外商投资企业的劳动管理，维护外商投资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职工，适用本条例。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天津港保税区外商投资企业的劳动管理，分别按照《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管理规定》和《天津港保税区劳动管理规定》执行。
第三条 市劳动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的主管机关，对外商投资企业依法进行劳动监督检查。

第二章 职工的招用
第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本着公开、公平的原则，自主决定招用职工的时间、条件、方式和数量。
第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招用从事有毒、有害作业和繁重体力劳动的职工，不得低于十八周岁。
第六条 在职人员到外商投资企业应聘的，应当与原单位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的手续。发生争议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和本市有关规定申请调解或者仲裁。
第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招用未取得我国居住证件的外国人和来华的外国留学生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人员，应当经市劳动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三章 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
第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招用职工，一律实行劳动合同制。
外商投资企业与职工依据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订立劳动合同，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九条 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并包括下列内容：
（一）劳动合同期限；
（二）工作职责和任务；
（三）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
（四）劳动安全卫生和其他生产、工作条件；
（五）劳动纪律和奖惩；
（六）劳动合同的终止与解除；
（七）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
（八）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条 劳动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第十一条 职工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外商投资企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的；
（三）不履行劳动合同或者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的；
（四）被劳动教养或者被判刑的。
第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经有关部门确认，企业因生产经营或者技术条件发生重大变化需要裁减职工的；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解散的；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的有关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合同期满或者提前终止的。
第十三条 职工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一）因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二）因工负伤或者患有职业病，在医疗、疗养期间的，以及医疗终结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
（三）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的；
（四）劳动合同期限未满，又不属于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
第十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职工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经有关行政部门确认，劳动安全卫生条件恶劣，严重危害职工身体健康的；
（二）不按照劳动合同规定支付劳动报酬的；
（三）不履行劳动合同或者违反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
经劳动行政管理部门确认职工有其他正当理由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第十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工会认为不适当的，有权提出意见；如果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劳动合同，工会有权要求重新处理。职工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的，工会应当依法给予支持和帮助。
第十六条 除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和第十四条第一款所列情况外，外商投资企业或者职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
第十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出资培训的职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其培训费用补偿事宜，按照劳动合同或者培训协议的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职工推举的代表或者由工会代表职工，与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通过协商谈判，订立集体合同，并报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外商投资企业与职工个人订立的劳动合同，就前款所列事项约定的标准和条件不得低于集体合同的规定。

第四章 工 资
第十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职工的工资标准、工资形式、奖励和津贴办法，由企业自行确定。
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的实得工资水平，不得低于国家的有关规定。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根据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适时增加职工工资。
外商投资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待遇，由外商投资企业董事会等权力机构确定。
第二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使用国家统一制发的《工资总额使用手册》，记录外商投资企业工资发放情况，并接受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督检查。
外商投资企业只能在一个银行设立工资基金专户。职工的工资、奖金、津贴、补助等现金支出，应当在工资基金专户中列支。
第二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按时支付职工工资。拖欠职工工资的，每日按照欠付工资的2‰支付补偿费，与工资一并发给职工。

第五章 社会保险和福利
第二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提取保险福利费用，用于职工的养老、失业及其他社会保险和职工在职期间的医疗费等项开支。
第二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从税后利润中提取职工奖励福利基金，用于职工的奖励和集体福利事业。
第二十四条 依照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二）项、第十二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外商投资企业应当根据职工在本企业工作年限给予经济补偿。经济补偿的标准：工作年限在十年之内的，每满一年发给一个月的工资（按解除劳动合同前三个月的本人平均工资计算，下同）；工作年限超过
十年的，从第十一年起，每满一年发给一个半月的工资。
依照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二）项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除给予职工经济补偿外，还应当发给解除劳动合同时本企业职工当月平均工资三至六倍的医疗补助费。
第二十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实行医疗期制度。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二十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对国家规定的休息日和法定休假日等休假制度，应当执行。
第二十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聘用外籍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职工的工资、保险等事项，经外商投资企业决定后，报市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六章 劳动安全卫生
第二十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劳动安全卫生、职业病防治、女职工特殊保护等规定，并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职工的劳动条件，保障职工的安全与健康。
第二十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新建、改建、扩建的项目，应当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劳动安全卫生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的规定。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产使用。
第三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发生因工伤亡事故、职业中毒和职业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及时报告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检察机关和上级工会，并接受对事故的调查和处理。
第三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职工的工作时间，每日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不超过44小时。因生产、经营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应当征得工会和职工同意。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职工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
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外商投资企业延长工作时间的，为职工支付的加时工资应当不低于本人工资的150％；在休息日必须安排工作又不安排补休的，为职工支付的加班工资应当不低于本人工资的200％；在法定休假日必须安排工作的，为职工支付的加班工资应当不低于本人工资的300％。

第七章 劳动争议和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与职工之间发生劳动争议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和本市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根据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
（一）不签订劳动合同的；
（二）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的；
（三）违反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保护规定，侵害其合法权益的；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五）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延长工作时间的。
罚款金额为10000元以下，情节严重的为20000元以下，具体处罚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三十四条 违反劳动安全卫生规定和不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违反劳动合同给职工造成损失的，或者职工违反劳动合同给外商投资企业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外商投资企业招用未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在职人员，给原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该外商投资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三十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人员殴打、侮辱、体罚、非法搜查和拘禁职工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造成职工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受理复议申请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接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15
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以及华侨在本市投资开办的企业的劳动管理，按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劳动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7月14日
单方仲裁选择权条款效力分析

吴星奎


中文摘要::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规定某一方有权提起仲裁，而没有相应赋予另外一方提起仲裁的权利，法院在判断这种仲裁条款的效力时，往往以显失公平为理由认定其无效，学界也有学者持这种主张，然而，这种理由表面肤浅，显失公平何以体现，司法实践和理论都却没有深入充分的阐述。从民法的角度分析，这种条款应该是有效的。
关键词:单方仲裁选择权;显失公平
卖方日本A公司与买方中国北京B公司于1998年1月28日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双方约定，A公司依照其所提供的样品向B公司发货，B公司收到货品并验证合格后一个月内付清货款。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约定“由本合同产生的一切争议，应当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卖方有权选择其认为适当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合同签订后，A公司于1998年3月28日发货，B公司与1998年4月18日经验证后接收了这批货品，但一直未向A公司付清货款。经多次催要未果，A公司于1998年6月29日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B公司付清货款。B公司在接到仲裁通知后，提交答辩书，对仲裁庭的管辖权表示异议。经仲裁庭对案件的审理，于1998年9月18日作出如下裁决：B公司向A公司付清货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仲裁裁决作出后，B公司一直未履行，A公司于1998年10月17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执行申请，请求法院强制执行CIETAC的仲裁裁决。B公司则向法院提交了不予执行抗辩：认为合同仲裁条款仅规定A公司的权利，而未规定B公司的权利，显失公平，同时也不符合我国《仲裁法》的规定，因而该仲裁协议无效，请求法院不予执行该仲裁裁决。
本案中，笔者拟将合同中的这种仲裁条款称之为单方仲裁选择权条款。关于其效力，1999年12月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关于审理请求裁定仲裁协议效力、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暂行规定’和‘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说明》第五条规定：“下列仲裁协议应当认定无效：……（三）仲裁协议显失公平。如：“发生争议，由卖方选择其认为适当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该协议直接剥夺了一方当事人寻求解决纠纷途径的权利。”也有业内权威人士，贸促会前法律部部长王生长博士认为：“仲裁当事人的平等仲裁权是法律程序的正当要求。如果一方当事人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签订剥夺对方平等地选择仲裁和指定仲裁员的权利，则其行为违背法律规定的诚信和公平的基本原则，由此达成的仲裁协议如同普通合同一样可被确认为无效。”[1]笔者认为，被申请人的理由并不成立，北京高院的这种规定也并不合理，王生长博士的看法并不科学，有充分的理由可认为单方仲裁选择权条款是有效的。具体阐述如下：
一、格式条款对本案并不适用
表面上看，本案仲裁条款有格式条款之嫌疑。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那么，格式合同的使用者多是在经济或法律上处于较强的地位，因而可以预先拟订反映其意志的合同条款强加他人。正如前述，本案并不存在谈判力量孰优孰劣之分，本案双方当事人所拟订的合同也不可能重复使用，也不存在格式条款的“未经协商”的情况，合同中的单方仲裁选择权条款并非格式条款。总之，格式条款的解释原则对于本案的仲裁协议条款没有适用的余地，所谓的“显失公平”也就不能适用格式条款的解释原则。
二、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恪守合同自由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是现代民法的基本原则。它指当事人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去设计自己的生活，管理自己的事务。[2]反映在合同领域就是合同自由原则，即当事人有权按照自己的选择而决定订不订立契约，以何人为缔约当事人以及以何为内容而订立合同。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灵魂和生命。契约自由包含当事人有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即使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有严重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如果确系当事人自愿接受而不是出于胁迫的因素，他人不得改变。英美法系国家合同法理论上“约因不必充分”的原则即出自这一思想，其格言为“一把胡椒面也可以构成有效的约因”。当然现代社会，合同自由已经受到各种限制，其效力可基于某些事由而丧失或待定，然而，如下文所述，本案中仲裁条款并不存在这些事由。因此，本案中，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自主选择，而不能强加干预、任意干涉，置有效的合同条款不顾，肆意破坏合同条款的效力。
三、被申请人的“显失公平”的说法不成立
关于仲裁条款显失公平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并无明确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均规定了合同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同时１９８８年１月２６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７２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
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于作为民法特别法的合同法当然适用。本案中，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属于合同的一部分，在我国《仲裁法》没有做出相反的规定前，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于仲裁条款的效力判断也当然适用。本案双方当事人是两个法人主体，而不是一个法人与一个自然人（抑或消费者），本案双方当事人经济实力和谈判力量相当，并无悬殊。申请人缔约时并不处于不利地位，其并不处于无经验、缺乏判断力的情况，即使存在这种情况，在正常的商业交往中，法律也推定其有通常的、合理的注意义务和判断知识。法律规定“显失公平”的本意是保护弱者，而本案中，被申请人并不是弱者。对于本案中的仲裁条款，被申请人完全可以不同意或加以修改，在卖方坚决要保留其单方仲裁选择权的情况下，买方完全可以不与卖方缔结合同，毕竟，国际市场上不止仅有卖方一家有作为合同标的的货物出售。然而，被申请人没有如此行为，而是自愿选择了同意，理所当然应当受其约束。
再者，在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显失公平的标准，具体到本案中，如果合同条款规定卖方可任意选择仲裁机构，权且可当作显失公平。然而，事实不是这样，仲裁条款将卖方的选择权限制于“适当的仲裁机构”，若买方认为卖方选择的仲裁机构“不适当”，完全可以请求法院行使司法监督权。
另外，在民法中，显失公平通常和重大误解联系，本案中，仲裁条款只有一个条文，明白易懂，意思浅显，并非纷繁复杂，亦非晦涩难懂，不存在重大误解。
退一万步讲，即使本案仲裁条款存在不公平现象，也没有达到“显失公平”的地步，离“显失公平”还很远。由于合同法所规范的社会关系处于世俗之中而非处于世外桃源，所以，契约理论所谓的“当事人权利义务对等”也不过是理论上的假设，当将这种理论上的假定运用到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时，就会发现权利义务对等的情况是几乎不可能存在的。[3]按照被申请人的意思，可以推定其认为若合同如下规定，对于被申请人就是公平的，即：被申请人也有权选择仲裁机构。但是无论如何，仲裁程序上来说对双方都是公平的，即使被告选择一个其认为更佳的仲裁机构，这种其擅自臆想的“公平”与中国贸仲的裁决的公平也不会有很大差距。
四、被申请人应当依照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仲裁裁决
所谓诚实信用原则，其本意是自觉按照市场制度中对待的互惠原则办事，在订约时诚实行事、不欺不霸，在订约后，重信用，守契约，不以钻契约空子为能事。它是法院解释契约、解释其他意思表示，从而干预生活，调整当事人利益冲突的依据和指导原则。[4]另一方面，它也是指导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在现代民法中，被奉为“帝王条款”，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合同及其条款是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但这种“一致”一旦形成后，便成为独立于双方当事人意思的异化物，任何一方均无权改变这个曾经是自己意志的产物，而应当遵守它，诚实信用地履行合同。我国《合同法》第三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本案仲裁条款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缔结，显然不存在一方当事人强加意志与另一方当事人。我国《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我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诚实信用原则不仅被立法承认，更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原则，对于被申请人真实意思表示基础上的仲裁条款，被申请人应当尊重和履行，决不应该反反复复，变化无常，出尔反尔，视有效的合同条款如儿戏。
五、申请人提起仲裁，乃是严格遵照仲裁条款行事
申请人提起仲裁并没有违反仲裁条款，而是遵守了仲裁条款的约定。理由如下：首先，从行业影响、专业水准来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其独立、公正、高效的仲裁工作在国内外享有广泛的声誉，现已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之一，其仲裁员选任严格，专业水平高，当然本案由于被申请人位于北京，因而考虑北京的仲裁委员会有北京市仲裁委员会，但是无论从其影响和仲裁员实力来说，都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有较大差距，这是不争的事实，另外还有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但本案并不属于其受案范围。其次，对于被申请人而言，作为一家中国公司，在中国仲裁方便快捷，不存在远赴重洋之艰难，且被申请人也熟悉中国仲裁法及相关法律及仲裁规则，事实上，本案申请人本着友好解决争议的态度，充分考虑了被申请人的利益和难处后，选择了在中国仲裁，而没有一味单顾自己利益，选择去国外仲裁。
六、合同中单方权利条款大量存在，不可任意否认其效力
事实上，经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合同中一方当事人享有某种权利，而另一方当事人不享有相应的权利，这种情况是大量存在的。比如合同解除权，《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显然不能说这种约定的单方解除权是无效的。另外民事权利中的形成权如撤消权、抵消权等也是往往只有一方当事人享有。实践中，合同条款各式各样、千变万化，不可能一方享有的权利另外一方也享有。若法律强制干涉，则合同当事人的期望何以实现？民法意思自治原则何以生存？
七、与支持仲裁的国际趋势相适应，应当承认单方仲裁选择权条款的效力
尽管早期的仲裁立法表明，各国立法机关和法院对仲裁抱有很大偏见，认为仲裁是对国家司法管辖权的剥夺，因而过分强调法院对仲裁的司法监督。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各国先后制定了新的仲裁立法，转而对仲裁持一种信任的态度，减少司法干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日益成熟，我国有关涉外仲裁的司法监督的范围和程度在不违反我国社会公共秩序的情况下，也在不断缩小。这在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的关于仲裁协议效力请示的答复中明显可以看出。若法院对于明确清楚的仲裁条款的效力也予以否定，这明显与世界各国日益重视和支持仲裁的大趋势背道而驰，也挫伤了当事人选择中国作为仲裁地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无疑会对中国仲裁的国际声誉造成不良影响。
遗憾的是，在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编写的《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实务问题解答（一）》的第80问中，对单方仲裁选择权的效力，其规定：“当事人在涉外合同中约定提请仲裁的权利不平等，违背了公平、合理的法律原则，应认定该仲裁协议无效。”笔者认为，民四庭的这种规定，干涉了真实意思表示基础上合同条款的法律效力，又越俎代庖之嫌疑，实非必要。
其实，本案例涉及的深层次问题，在与单方仲裁选择权条款的效力受到我国《仲裁法》第16条和第18条的限制。我国《仲裁法》第16条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第18条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单方仲裁选择权条款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明确的仲裁机构。实际上，纵观各国的仲裁立法，把仲裁机构的约定作为仲裁协议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是罕见的。一般来说，各国法律除对仲裁协议采用书面形式外，对仲裁协议的内容只强调其应表明当事人提交仲裁解决争议的意愿。[5]因此，未来我国《仲裁法》修改时，对单方仲裁选择权条款的效力应当明确规定和承认。
参考文献
[1]王生长.仲裁协议及其效力确定(三) [DB/OL]. http://www.china-arbitration.com/4.asp?cateid=15,2006-06-07
[2]张俊浩.民法学原理(第三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0
[3][4]李永军著.合同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277,278
[5]韩健.仲裁协议中关于仲裁机构的约定-兼评我国仲裁法中有关条款的规定[DB/OL]. http://www.china-arbitration.com/4.asp?cateid=15,2006-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