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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扣三项重点工作　全面提升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

任全辉


　　基层人民检察院，是我国检察机关最基层的工作单位，是检察工作的基础，是检察机关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与纽带，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公平正义的一线平台。在全国检察机关中，基层检察院机构数、干警数、办案数都在80%以上。基层检察院如何通过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提升检察执法公信力，是检察机关全面提升检察执法公信力的重要环节。结合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就基层检察院如何提升检察执法公信力作一粗浅思考，与大家共勉。
　　一、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面临的挑战
　　1、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望越来越高。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物质财富有了极大的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这给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随着国家法制进程的不断推进，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对公平正义的期望也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实现共赢、双赢和多赢，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然而现实情况是，不公平和不合理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虽然地方经济发展了，但老百姓的怨气却增加了。
　　2、人民群众对自身合法权益保护的意识越来越强。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以人为本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对自身权益的实现和保护也越来越重视，试图运用法律手段来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在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同工同酬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愈来愈重视；对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愈来愈重视；对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社会政治权利愈来愈关注。
　　3、人民群众监督司法机关的方式日益多元和普遍。当前，除了传统的来信来访、电话举报等方式外，网络正日益成为一种新型的监督载体或途径，并得到迅速发展，许多执法不公的案件都是通过网络曝光、网友热议、网上提供线索等方式发现的，网上言论甚至对腐败案件的处理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网络监督已成为畅达民意、鞭挞腐败的便捷而有效的手段。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给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带来了新的挑战。
　　4、各类公共事件的突发或频发也对检察机关的执法能力提出了挑战。近几年来，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频繁发生，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害，甚至危及社会稳定安全。当前的群体性事件有一个共同点，即首先是社会矛盾形成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之后，一旦有适当的导火索，往往迅速爆发，呈现出冲突升级快，对抗激烈，社会破坏力强，处置难度大。然而，检察机关在应对这些突发事件时，缺乏足够的经验和必要的应对能力。
　　二、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信用缺失现象剖析
　　1、查办职务犯罪力度与公众评价反差较大。每年的“两会”期间，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围绕反腐倡廉工作，提出了很多议案提案、意见建议。反腐倡廉如此引人关注，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当前反腐倡廉形势依然严峻，腐败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二是人民群众期盼反腐职能部门切实履行职责，加大力度严惩腐败分子。不可否认，一大批职务犯罪案件被检察机关查处，但自我感受与公众评价却相差甚远。从办案的实际看，立案后起诉少，判刑轻，缓刑多，抗诉少，出狱早，已成为社会公众密切关注的话题。
　　2、履行立案、侦查、审判、刑罚执行监督职能不到位。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案件的侦结率低，移送起诉率更低。公安机关每年只有三分之一的立案数进入刑事诉讼环节，检察机关很难甚至无法监督到位。行政执法领域以罚代刑、徇私枉法、滥用职权、执法不公是社会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之一，一些重大失职、渎职、贪赃枉法的大要案件未能及时有效查处，影响了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
　　3、办案或诉讼公开、透明度不高。尤其是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不积极向社会公众或案件当事人公开相关的工作制度和办案规定、流程等方面的内容，缺乏完善的案件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给社会公众特别是案件当事人未开处理案件的窗口，使他们在思想、认识、感情上对基层检察院各种检察活动难以认可和支持。
　　4、法律文书不释法说理。法律文书作为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的“终端产品”，其本身就是执法公信力的重要载体和体现。在检察实践中，大部分法律文书没有开展释法说理工作，许多法律文书不能以理服人，没有讲清案件事实与法律法规、处理结论之间的因果关系，即便相关案件的处理结果是正确的，也很难得到案件当事人及被监督机关的认同，被监督者时常产生抵触情绪，质疑检察机关决定的合理性，检察机关与公众之间猜测多于信任、博弈多于配合。
　　5、不文明办案现象依然存在。近年来，虽然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治以及“大学习大讨论”、“恪守检察职业道德、促进公正廉洁执法”等活动，检察干警的执法作风有了明显改变。但个别干警执法不严格、不规范、不文明的现象依然存在。接待当事人举止不文明，态度不热情，冷、硬、横、推，吃、拿、卡、要，执法行为简单粗暴野蛮，甚至激化人民内部矛盾。
　　6、检察官个人素质缺陷。检察官的个人素质是影响执法公信力的重要因素，不可否认，部分检察官不注重仪表，对当事人发表不恰当的言论，或者经常出入不正当的娱乐场所，其行为使社会公众对检察机关的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而一些在社会上影响重大的错案的产生也有检察官的专业知识不足等因素存在。社会公众根据发生在其自身或其周围的个案感知检察院的司法活动，一旦因为某个个案导致社会公众产生质疑，则检察活动也就难以得到信任和认可了。
三、加强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建设的对策
　　（一）依法履行职责，通过积极化解社会矛盾树立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
　　一是加大查办民生领域职务犯罪力度。腐败是社会矛盾的成因之一，特别是涉及民生和群众利益的腐败，危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激发社会矛盾。检察机关要把涉及民生利益如涉及企业改制、征地拆迁、环境污染、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等领域的，有可能引发深层次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职务犯罪案件作为抓点，依法查处。这些案件往往涉及民生利益及生命财产安全，危害面广，后果严重，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要通过查办案件来维护群众利益，化解社会矛盾，切实保障国家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客观公正性，有效缓解因国家工作人员的不廉洁、不公正形成的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的不满情绪，及时化解因职务犯罪可能引发和激化的社会矛盾。
　　二是认真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正确准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既要依法惩治犯罪，又要减少社会对抗。首先，要建立健全快速办理刑事案件工作机制，对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的刑事案件，要依法快速办理，缩短办案期限，提高诉讼效率。其次，要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犯罪办案工作机制，采用适合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的办案方式，如依法对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较小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不起诉等。第三，对初犯、偶犯、老年人犯罪以及因邻里、亲友纠纷引发的轻伤害等案件，要依法从宽处理。认真落实刑事赔偿政策，积极推行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积极探索量刑建议、附条件不起诉工作机制，提高运用政策法律化解矛盾纠纷、增强社会和谐的水平。
　　（二）严格规范管理，通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树立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
　　　一是积极参与对特殊人群的帮教工作。特殊人群是社会管理的难点，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认真贯彻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精神，积极探索适应社区矫正特点的检察方式，加强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的法律监督，促进社区矫正依法、文明、科学管理，不断提高教育改造质量。
　　二是积极参与对重点地区的综合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必须着力解决好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地区的整治开发、服务管理与协调发展问题。在为党和国家的大局服务过程中，检察机关要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深入开展对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的排查整治，对排查整治出来的黑恶势力、“两抢一盗”等犯罪案件，适时介入侦查，依法快捕快诉，及时、准确、有力地打击。密切关注社会治安动态，有针对性地提出消除隐患、强化管理、预防犯罪的建议，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结合办案加强法制宣传，广泛开展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农村送法活动，增强公民法制观念，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
　　三是积极参与对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管理。在建设与管理并重的思路指导下，检察机关要坚决依法打击利用网络实施的诈骗、盗窃和“黄赌毒”等犯罪活动，维护网上秩序，净化网络环境。要高度重视涉检网络舆情，建立健全应对、引导等机制，既要把网络舆情作为听民声、察民情的重要渠道，又要高度重视涉检负面报道，认真评估舆情影响，主动回应社会关注，正确引导网上舆论，营造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网上舆论环境。
　　（三）强化职业道德，通过公正廉洁执法树立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
　　检察队伍是确保公正执法的主体，是提高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的关键。必须坚持以队伍建设为根本，以提高法律监督能力为核心，努力建设一支思想政治坚定、执法能力过硬、素质作风优良的检察队伍，以“为民、务实、清廉”的形象提升执法公信力。
　　一要加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加大培养选拔检察业务专家以及优秀公诉人、优秀侦查员等检察专门人才力度，为检察官的职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形成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通过全员培训、集中学习与分类培训、固强补弱相结合，理论学习、课题攻关与岗位竞赛、实战练兵相结合，关门学习、学历教育与外出交流、检校互动相结合，不断提升检察队伍的法律监督素质。
　　二要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大力加强检察职业道德建设，提升检察队伍的职业素养和职业形象，以“忠诚、公正、清廉、严明”为核心，深入开展检察职业道德实践活动，教育引导广大检察干警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崇高的职业使命和毕生的价值追求，努力提高检察队伍的职业道德水准。通过礼仪规范教育，将检察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融入到制度规范和工作机制之中，落实到检察干警的言行举止之中，建立统一威严、文明友善、健康向上的职业礼仪规范，展示检察队伍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职业素养、职业形象和精神风貌。
　　三要加强廉政勤政建设。坚持把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纳入检察工作的整体格局，与检察业务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一起考核。狠抓廉政教育，创新教育载体，丰富教育形式，筑牢干警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狠抓廉政制度建设，坚持以领导班子成员和关键环节、关键岗位为主要对象，以制权、管人、用钱为重点，建立健全统一、全程、严密、高效的监督制度体系；狠抓廉政督查，如重要执法活动、重大经费开支、干部选拔任用等工作要集体研究。
四要打造“阳光检务”，通过公正、文明、公开树立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检察机关应运用网络等媒体和检务公开宣传栏及其他载体，开展检务公开，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公开、公布检务活动。基层检察院要设立检察网页，并通过网页将检察职能、案件办理、工作报告以及承诺为民等有关检务信息及时向外界发布，通过网络交流、电话访问等形式跟广大民众互动，征求民众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解答相关咨询。同时，应加强和改进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贤达人士的联系工作，做到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自觉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贤达的监督，发挥人们监督员的监督作用，明确人民监督员监督评议自侦案件的范围、程序，使人民监督员对自侦案件的常规监督更加明确、具体。

本案应构成侵占罪还是盗窃罪？

独钓寒江雪


【案情】

　　2008年10月17日上午，在某村刘某家，新娘刘某因忙于准备结婚仪式而把自己的红色手包交给伴娘王某保管。婚礼期间，刘某手机响了，王某在替刘某接听电话时发现手包内有一条金项链和不少现金，便趁人不备将手包里的金项链（价值2031元）和3300元现金据为己有。婚礼结束后，王某将刘某的手包放在刘某卧室的柜子上，然后便骑车离开刘家。案发后王某陆续将金项链和现金退还给刘某。公诉机关以盗窃罪对王某提起公诉。

【分歧】

　　关于被告人王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以下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王某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且数额较大，本应以侵占罪定罪处罚，但被告人及时退还所侵占财物，阻却了侵占罪的成立，且侵占罪属于纯自诉案件，根据《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本案应终止审理。
　　
　　第二种意见认为，虽然刘某将手包委托王某代为保管，王某基于委托关系合法占有手包，但由于手包在刑法上属“封缄物”，手包内的财物仍然处于刘某的占有控制之下，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乘被害人不注意，采取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应构成盗窃罪。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1、占有封缄物并不当然占有其内容物。所谓封缄物，一般认为是指那些被装在密闭的容器中，外表盖有封印或者有其他防护措施的物，典型的封缄物如加锁的手提箱、贴有封条的集装箱、密封的邮包等。委托人将封缄物交由受托人保管，受托人占有封缄物的同时是否当然地占有封缄物内的财物？对此，理论界大致有受托者占有说、委托者占有说、区别说、修正区别说等几种观点。我国刑法理论通说采区别说，认为封缄物整体应由受托人占有，但是对其内容物即封缄物内的财物，依一般之社会观念，除非经过委托人的特别授权，受托人不能拆封也不能打开，根本无支配和处分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受托人只是委托人支配这部分财物的工具，委托人对封缄物的内容物仍然保留占有。如果受托人非法占有封缄物的整体，就构成侵占罪；如果只是抽取封缄物的内容物而将封缄物返还给委托人，则构成盗窃罪。

2、本案中手包属于刑法上封缄物。本案中手包是否属于刑法上封缄物，对此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封缄物以外表盖有封印、加锁或采取其他防护措施为必要，一旦受托人强行打开封缄物并取走其内容物，封缄物的封印、锁具等防护措施必然受到破坏，委托人很容易发觉。受托人正是慑于封缄物的防护措施而不敢轻易打开封缄物，刑法也正是基于封缄物的此种特性才拟制封缄物的内容物仍然由委托人占有。而本案中的手包，其防护措施仅为一条普通拉链，受托人拉开拉链拿走内容物易如反掌，且防护措施丝毫不会受到破坏，委托人并不能根据防护措施的完整性来察觉内容物的安全与否。由于不符合封缄物对防护措施的要求，故本案中的手包不宜认定为封缄物。笔者不同意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判断一个物是否属于封缄物，应主要从一般之社会观念出发，而不应从封缄物自身防护措施的牢固与可靠程度出发。防护措施达到何种程度才能构成封缄物很难制定一个明确的判定标准，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开锁高手可以轻易打开复杂的密码锁而不留任何痕迹，更别提普通的防护措施了。在委托保管或托运封缄物法律关系中，虽然受托人现实地掌握或看守着内容物，但法律之所以拟制内容物仍由委托人占有，就在于依一般之社会观念，除非经委托人特别授权，受托人对于内容物并无支配权和处分权，其只不过是委托人支配财物的一种手段而已。例如，甲委托乙保管一件大衣，乙在保管过程中发现大衣兜内有3000元现金，遂将现金据为己有。此案中乙之行为应构成盗窃罪，因为依一般之社会观念，除非甲特别授权，乙并不能因接受委托取得了对大衣的占有权而当然取得对大衣兜内现金的占有权和支配权。上述案例中，甲如果对乙说，大衣中有3000元钱，请一并给我保管好，则应认为甲对乙占有现金进行特别授权，乙非法将现金据为己有的行为应构成侵占罪。本案中，王某虽然因接受刘某的委托代为保管手包，并因此不可避免地掌握或看守手包内的财物，但依一般之社会观念，王某并不能因此而取得对手包内财物的占有权和支配权，手包内财物的占有权和支配权仍归属于委托人刘某，即本案中手包属刑法上封缄物。王某趁他人不备非法将手包内财物据为己有的行为应构成盗窃罪。

注：本文于3月17日在《人民法院报》刑事行政版发表，发表时有较大删节，本处刊发的是完整版。

(原文出处：http://gk1984123.fyfz.cn/art/5927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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