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国家计委关于取消公证员资格考试报名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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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文茂


对股权的执行当前来说已经不是新型案件，而且越来越多的股权执行案件将成为执行案件的一部分。最高院没有明确规定。
一、执行股权的概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五十一条至五十六条，对执行股权作了明确规定，在此之前，有关执行股权的法律是空白的，即没有明确的规定。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执行规定》对执行股权作了明确规定，这样既拓展了执行的方法，又充实了执行工作的内容，同时也体现了执行工作丰富的内涵。
（一）股权的概念和特征
股权是股东因其出资而取得的，依法定或公司章程规定的规则和程序参与公司事务并在公司享有财产权益，具有转让时的权利。执行股权与股权自身特征密切关联，股权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股权包括自益权和共益权两项基本内容
自益权是股东自己可行使的权利。主要包括股息、红利分配请求权，新股认购权，公司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是纯粹的财产权益。共益权是指以公司利益为目的，与其他股东共同行使的权利。主要包括重大经营决策表决权、董事等人事任免权、对董事经理的质询权、监督权，还有知情权。
2、股权是一种财产性权利
股东向公司进行投资而获利股权，将其出资转化为注册资本，从而取得参与公司事务的权利，并享有公司中的财产利益。因此股权具有明显的财产性，这样也就不难理解股权在执行理论中的可供执行性。
3、股权是一种可转让的权利
股权作为股东的财产，因其具有财产属性，从而具有可转让性。这一属性，在公司法中有着明确的规定，但同样附加着一定条件。
（二）执行股权的基本原则
1、对股权的保护原则
执行股权对股权的保护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如果被执行人除在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中的股权以外别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其他股东又不同意转让的，可以直接强制转让被执行人的股权。第二，对股权的执行，按照规定首先应执行已到期的股息或红利，如已到期的股息或红利不能满足申请执行人的权益，还可以执行被执行人预期从有关企业中应得的股息或红利，或者下一年的股息或红利。
2、优先受让原则
在执行股权时，应昼尽量满足其他股东的权利，尤其要注意对优先购买权的保障。由此可见，对股权执行是在其他股东同意的基础上进行的，如不同意，其他股东则行使优先购买权，不行使优先购买权，则视为同意，方可执行股权。
3、维护法人财产原则
一个企业的法人财产，只对其自身债务承担责任，即用其所有的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执行股权时，执行股东依据股权享有的财产利益，因股权本身并不体现为具体财产，公司对这些出资享有法人财产所有权，只有涉及到公司自身债务，和可以执行这些财产，否则就会构成对公司财产权利的侵犯。
二、实践中执行股权存在的问题
执行股权的实施丰富了执行工作的内涵，提高了对申请执行人债权的保护程度。但执行工作实践中，由于对执行股权法律的理解和实践操作不同，常常做法不一，又出现了执行工作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很多问题。这些情况的出现有立法的原因，也有工作中对执行股权有关规定的理解偏差，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投资权益和股权区分不明问题
投资权益是指投资于资本市场的股票、债券、证券投资基金等带来的权利和收益。从这一概念可看出股权包含在投资权益之内，是投资权益中一个方面的权益。而在执行实践中通常对投资权益理解为股东向公司进行投资，因出资而取得的参与公司事务并在公司中享有的财产利益，具有转让性的权利。《执行规定》第五十三至第五十五条，并列提到投资权益和股权，这样的并列使用主要是为了避免目前对这类权利的叫法较多且乱而造成个人理解的偏差。
因此，对被执行人在公司中的投资权益的执行，应称为执行股权。对于被执行人独资开办企业中拥有的投资，也应舍弃“投资权益”这一概念。这样才能真正理解投资权益的概念，同时，也可打破认为执行投资权益就是执行股权这一传统和错误的观念。
（二）对被执行人投资开办的下属人执行的问题
在实践中，有的执行人员认为被执行人开办的企业法人，其资产应属被执行人完全所有，应视为被执行人财产，可直接予以执行。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按照公司制度的一般原理，公司登记成立后，公司的财产即独立于投资者财产而存在。不允许对被执行人投资开办的下属企业法人财产进行直接执行。《执行规定》所提的直接裁定予以转让，注重的是执行实践中，不需任何人同意与否而直接执行的方式，而不是对其财产的直接执行。
（三）执行股权与公司特属股权和转让数量问题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发起人持有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对《公司法》这一规定应理解为只适用于当事人自主协议转让股权的行为，而法院在强制执行转让股权是为了债权人利益而实施的国家行为，不存在违法投机行为。但受让人应继续遵循公司法对转让人的规定。
《公司法》对公司管理人员转让股份进行了限制，这些人在任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对这类股权的执行，根据执行工作的特有属性，仍不受《公司法》的规定限制，可以执行。
（四）执行股权关于受让人的资格及注册不实的问题
《执行规定》对股权转让有着特别的规定，而对受让人的资格未有规定，即执行股权进行转让时，受让人应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在无法转让时，什么样的股权可以抵偿给债权人。实践中遇到问题主要是关于外商投资公司的案件，最高院1987年《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解释》第七条规定，一般不宜以投资清偿债务，确有必要的，应征得内地合资方或合作方和有关方面的同意，通过转让投资权益的方式进行。《执行规定》更加明确股权的可转让性。在执行外资股权时，对受让人没有规定，如转让给国内投资方，转让后使外商股东的股份低于注册资本的25%，与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相冲突。如把外商股东股权全部转让给国内投资方，则会改变了外商企业的性质。这种情况下应对受让人的资格进行限制，最好受让人是外商。无外商受让时，国内投资方为受让人，在体现外商股份不低于注册资本25%的情况下，对非外商股东转让。这样，既维持了公司的企业性质，又符合我国的法律规定。
实践中遇到的另一问题，是股权的瑕疵问题。股东对公司的出资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出资。针对这处情况，我们要重新对股东的出资实物进行作价，以便确定股权的真实价值，从而保护受让人的权益，以免对执行工作的真实、合法性提出质疑，损害执行工作的可信度。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明珠行动”给我们的启示
杨 涛
在中国拥有100多家分店的香港“珠宝大王”谢瑞麟和其子、现任该公司主席谢达峰等11人，日前因被怀疑涉嫌向旅行社及多名职员提供非法回佣，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新京报》4月24日）
谢瑞麟案中的相关人士员最终是否会被定罪处罚，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其提供非回佣的行为，会给游客的利益及市场正常的秩序带来极大损害却是无疑的。据香港金饰业人士透露，部分金铺有9成营业额来自旅行团，金铺不惜重酬导游，佣金可达首饰人工费的5成以上，故将金饰价格调高6成，将佣金开支转嫁到团员身上。这种类似珠宝行向旅行社及其职员提供非法回佣的现象在内地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我们要对这种行为进行司法查处比起香港来说，却面临着难度更大的多的法律困难。
首先，在我国法律中，将贿赂犯罪分为两种性质的犯罪，一种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一种是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公司、企业人员的贿赂犯罪。相应地，前者可以最高被处死刑并且由检察机关管辖，而后者最高可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由公安机关管辖。这种区分且不说是否体现了公平地保护不同所有制单位的利益，单就管辖方面而言，如旅行社有民营和国有之分，在实践中就经常发生管辖不明的情况，结果有关机关互相推诿，影响了司法效率，造成打击不力。而在香港，贿赂犯罪都由廉政公署进行查处，更有利于形成规模效益，有利于打击贿赂犯罪。
其次，我国刑法规定，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这里，在经济往来中给有关人员回扣、手续费构成行贿罪的前提是接受回扣、手续费的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如果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给回扣、手续费的人就不构成行贿罪，但是，事实上，珠宝行等企业给回扣、手续费的人是否是国家工作人员，其行为对游客的利益及市场正常的秩序的损害是同样巨大。而且，现在许多旅行社是民营的，这就意味着许多企业或其工作人员的行贿行为不能以行贿罪论处，可以堂而皇之逃避打击。同样，在香港法律中，给予帐外回扣、手续费，不管是给予行使公权力的人员还是其他性质企业的人员，同样可以构成行贿罪。
再次，在我国刑法中，有单位受贿罪，单位在经济往来中，在帐外暗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受贿论，但是这里的单位仅限于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而不包括民营性质的企业、公司。然而，在类似珠宝行与旅行社勾结的案例中，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带团到珠宝行消费，珠宝行通过提高价格损害游客利益而给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巨额佣金的行为，这种支付行为是为国家法律所禁止，通常是帐外支付，许多行为事实上是旅行社本身与珠宝行有协议的，佣金由旅行社和其工作人员分成。那么，这种旅行社收受帐外佣金的行为是一种单位行为，但其对游客的利益及市场正常的秩序的损害与旅行社的工作人员个人行为危害同样巨大，按理也应以受贿论处，但如果旅行社是民营性质，则旅行社可以受刑事制裁，同样珠宝行也不以行贿罪受刑事制裁（如果其向国有单位给予帐外佣金就要以行贿罪论处）。
因此，在我国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和司法实践中，始终面临着对于危害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的利益要不要同等保护，国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与非国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危害社会的行为要不要同等惩处的问题。笔者认为，只有树立国有单位与非国有单位同等享有权利、同等承担义务的前提下，修订有关法律，我们目前面临的许多难题才能迎刃而解。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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