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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性司法与我国的缓刑制度

作者：彭 箭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一 、恢复性司法与我国的缓刑制度概况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犯罪处理方法。所谓恢复性程序，是指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并经过专业人士充当的中立的第三者的调解，促进当事方的沟通与交流，并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所谓恢复性结果，是指通过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生活帮助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受犯罪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同时亦使犯罪人通过积极的负责任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并赢得被害人及其家庭和社区成员的谅解。

我国刑法中的缓刑，采用的是缓执行制度，是附有一定条件，暂缓执行刑罚或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制度。即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在一定考验期内，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我国的缓刑制度虽然是缓执行制度，但却是在人民法院定罪量刑的同时进行缓刑宣告的制度。缓执行制度在实践中对教育改造罪犯，使之改过自新，预防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缓执行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种种具体问题，难以达到缓刑的真正目的，确有必要进行改革和完善。
　
我国现行适用缓刑的条件有三：其一是被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二是犯罪分子确有悔改表现，法院认为不关押也不致于再危害社会；其三是罪犯不属累犯。即适用缓刑既要考虑犯罪的性质，更要关注不予关押的社会危害性。同样，恢复性司法其固然要关注犯罪人的已然之罪，这就是“顾后”，但其更加关注犯罪人以及一项具体犯罪中有利害关系的所有各方聚集在一起，共同决定如何消除这项犯罪的后果及其对未来的影响，这就是“瞻前”。此外，缓刑是确实不危害社会的有条件不予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与恢复性司法所强调的非犯罪化的处理方式一样强调刑罚的轻缓化与非监禁化，强调社区的矫治，为此可以说缓刑制度与恢复性司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据估计，截止20世纪90年代末，欧洲共出现了500多个恢复性司法计划，北美的恢复性司法计划有300多个，世界范围内的恢复性司法也仅为1000多个。“恢复性司法”也日益成为西方刑事法学界的一大“显学”。但该项制度设计仍然是一项远未发展成熟的刑事司法理论和刑事司法体制，况且一项制度的移植与建构，需要有历史文化的吻合、观念的准备、经济的基础，其他制度特别是刑法、刑事法的各项制度的协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鉴于缓刑制度与恢复性司法在理念及价值上的共同性，笔者认为我国在适用缓刑制度时引进恢复性司法的相关机制，可以充分的发挥缓刑制度的价值目标，又是对原有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且与我国现有的基本刑事制度相一致。

二、缓刑制度引进恢复性司法的必要性

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是否适用缓刑完全由人民法院作出决定，由于“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没有统一的考量标准，因而有的考虑被告人犯罪的情节和案发后的悔罪表现、受害人的态度等等，在认定悔罪表现方面也大都将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从轻情节（如自首、立功、从犯、未成年人）、是否退脏退赔或赔偿受害人损失、是否缴纳罚金等作为考量因素，有的甚至将被告人不适宜监禁的因素（如疾病）、家庭因素（如需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一些与被告人相关联的不合法的客观因素作为适用缓刑因素考虑。只注重被告人的悔罪主观意识，缺乏对被告人的平时表现的调查了解，特别是忽略了对适用缓刑罪犯的监管、帮教、改造等客观条件的考虑。正因如此，有些被告人亲属为了能使被告人适用缓刑，免受监禁，表示愿意多交罚金、多赔偿损失，以金钱的付出来体现被告人的悔罪态度，以至使之成为缓刑的交换条件；有些单位组织出于被告人亲属的种种关系，碍于情面，不切实际地乱出证明，一概证明被告人表现良好；有的帮教组织也停留在纸面上，形同虚设，少数帮教成员甚至不知道被帮教的对象；等等。这些现实存在的情况，并不能表明被告人悔罪的真实性，也不能如实反映适用缓刑的客观条件，给法官提供了种种假象，导致了法官在考虑对被告人适用缓刑时出现偏差。因此说，判断被告人归案后是否诚心悔过，适用缓刑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质上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而现行的缓执行制度将这种待定状态交由法官提前认定，确实难于准确把握，以至缓刑期间重新犯罪的时有发生，有的甚至是报复性犯罪。也容易导致法官滥用职权，搞暗箱操作，盲目地适用缓刑，造成重罪轻判，使得某些罪犯逃避了应得的惩罚，有损法律的严肃性。

由于被害人是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是刑事诉讼的启动因素之一，也是刑事诉讼保护的中心人物。在有被害人的案件中，刑事诉讼自始自终都应是围绕着追究犯罪和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而进行的，因此，如何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刑事诉讼法所要着重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正如有的学者所讲："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关系是对立的，双方的诉讼权利保障构成了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忽视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不适当的。

保障人权要求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应给予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充分的诉讼参与权。在以往的刑事司法模式中，国家“偷走”了被害人和犯罪人的矛盾，被害人几乎处于被遗忘的境地，而恢复性司法对被害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抚慰和补偿，减少了被害人由受害方变为加害方的情形。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后果的非正式犯罪处理方法，其所强调的是赔偿和预防，而不是给予惩罚。而所谓恢复性程序，是指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面对面的协商，并经过以专业人员或社区志愿者充当的中立的第三方的调解，促进当事人的沟通与交流，并确定犯罪发生之后的解决方案；所谓恢复性结果是指通过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生活帮助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得到补偿，使被害人的受犯罪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当然在此理解的恢复性不能机械地界定为使事态恢复到犯罪发生之前的状态，事实上犯罪所造成的状态损害是全方面的其中就包括了人际关系方面，而恢复性司法的目标也不可能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而是要通过被害人、犯罪人与社区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使得社区人际关系经过整合达到更为和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得以更加牢固的境界。同时也使犯罪人通过积极得负责任的行为重新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庭和社区成员的谅解，并使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

为此，在适用缓刑的司法程序中，引进恢复性司法的机制成为必要。充分尊重被害人、被告人的诉讼主体的地位，通过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并由法官充当的中立的第三者，促进当事方的沟通与交流，由当事人商讨并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包括对被害人的道歉和赔偿以及对被告人适用缓刑和缓刑期间的矫正和重新融入社会的方案，并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商讨方案，以确定是否适用缓刑，而不是单纯的以上述三个不确定的条件来确定缓刑的适用，最后达到法律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共同恢复。

三、缓刑制度中引进恢复性司法机制，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无疑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程序中提升了被害人、被告人的主体地位，增强主体程序的参与性与民主性。"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核心应是加强并保证他的程序参与权。"有句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要让人们以看得见方式实现"。被害人作为当事人，只有参与到诉讼中来，才能看得见实现正义的方式，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和要求，程序参与对被害人权利保障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为保障诉讼参与的充分性，法官就应承担如下义务：一必须给予被害人、被告人相互沟通、表达的机会，而且法官应充分听取当事人的主张，二是法院最后的决定应当建立在当事人的主张基础上。当事人的充分参与，体现了程序的真正的民主性。

其次，标志着我们的司法制度不仅注重于法律秩序的恢复，更注重于社会秩序的恢复。大部分犯罪直接侵犯的是个人利益关系，不过这种个人利益关系受国家的特别保护时，它同时体现为国家利益关系，所以传统传统理论认为，犯罪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害，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被害人几乎被排除在刑事诉讼程序之外。国家公诉机关代表的是国家的利益而行使对犯罪人的追诉权，对其进行定罪处罚，而往往是使犯罪人承担了一种抽象的法律责任，恢复了法律上的秩序，却忽略了个人利益的保护，包括被害人的利益及犯罪人的利益，忽略了社会利益的恢复。但恢复性司法认为，犯罪是社区中的个人侵害社区中的个人的行为，因此，对犯罪的处理应该充分发挥被害人、犯罪人和社区的作用。引进恢复性司法机制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犯罪处理方法，是指通过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生活帮助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受犯罪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同时亦使犯罪人通过积极的负责任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并赢得被害人及其家庭和社区成员的谅解。从而达到法律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全面恢复。

第三，可以以缓刑制度为契机，不断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最终为恢复性司法制度的建构做好准备，顺应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潮流。
从目前的犯罪形势和刑事司法系统的运转状况来看，我国面临着与西方国家基本相同的局面。一方面，犯罪总量持续上升，重大犯罪尤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流氓恶势力犯罪、毒品犯罪、暴力犯罪突出，严重威胁了社会秩序，也使社会公众的安全感降低；另一方面，司法资源的投入量与需求量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司法机构和人员超负荷运转，刑事积案上涨，监狱的拥挤程度加剧，重新犯罪率上升，一些罪犯出狱或假释后犯下更严重的罪行。如果在打击严重犯罪的同时，不对某些轻微犯罪实行宽松的刑事政策，刑事司法资源的供需矛盾还会进一步加深，因此，在刑事政策的选择上，必须明确两极化走向思想，确立“轻轻”与“重重”双轨并行的刑事政策。两极化走向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在抗制犯罪问题上，越是加重打击严重犯罪，越应放宽对轻微犯罪的监控和处理。“从重打击”的单向运行，只会导致刑法的过分张扬；而一味地轻缓又会造成刑罚的乏力。只有“轻轻重重”，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才能在维持对重大犯罪持久的高压态势的同时，使轻刑犯得到更好的矫治。而引进恢复性司法的机制的缓刑制度，注重了法律秩序社会秩序的恢复，体现了程序的民主性，恢复了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同时注重社区参与共同对犯罪人的矫治，减轻了国家刑罚的压力，同时又与我国的罪行相适应等刑事法律基本原则不违背，是理想的应对犯罪的机制，为此，在允许的范围内，如对于初犯、偶犯、过失犯特别是未成年人犯，引进恢复性司法机制推行缓刑制度成为必要和可能，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以此为契机，为构建恢复性司法制度创造基础。

当然，缓刑制度引进恢复性司法机制的具体制度及适用的范围、条件等也应有具体的构建。





论诚实信用原则是如何被放弃以及怎样重新确立诚实信用原则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孟庆凯


[摘 要] 诚实信用原则是我国民商法的基本原则，然而在我国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忽视了信用制度的建立，使诚实信用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本文从诚实信用原则对个人和企业切身利益的影响出发，论述诚实信用原则是如何被放弃以及怎样重新确立诚实信用原则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达成双方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这一原则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诚信要求”，二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这一原则中最重要又是最基本的一点是“诚信要求”，即民事活动中 的任何一方必须本着善意进行民事活动，任何恶意的即以损害对方或社会利益为代价获得己方利益的民事行为都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违反这一要求，尽管不违反任何法律条款和合同，但是，法官仍可裁定恶意方败诉，以求达到个体公正。这一原则的内涵和外延都具有不确定性，但它又是强制性原则，可以调整任何民事活动的任何阶段，以补充具体法条与合同条款之不足。所以诚实信用原则被称为民商法领域的“帝王条款”。
诚实信用原本只是作为一种道德存在于民事习惯中，它要求人们在民事活动中讲求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从开初的民事习惯演变为现代民法基本原则，诚实信用经过了从民法的补充规定到仅调整债权法律关系到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人类法学不断发展的结果。从历史阶段来说诚实信用原则的发展经历了罗马法，近代民法和现代民法三个阶段。
一、罗马法阶段
诚实信用从商业习惯向法律规范的移植始于罗马法。在罗马繁荣的时代，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当时商品交换关系种类繁多，立法者无法对每一种商品交换关系都详尽的加以规定。而且他们发现，无论多么周密的法律条款和合同，如果当事人心存恶意，总能找到规避之法。这就显露出了罗马法追求法律的绝对确定而否定司法活动能动性的弊端。为解决这一问题，罗马法中萌发了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诚信契约要求债务人承担善意诚实的义务，而诚信诉讼则不仅可以根据合同的内容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而且还可依据当事人是否尽善良之注意的义务确定当事人承担的责任。尽管罗马法中诚实信用的作用被限制在债权法领域内，但已具备现代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两个基本内容——“诚信要求”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二、近代民法阶段
欧州近代法典编篡中一贯采取了绝对严格的规则主义立法方式，否定法官的主观能动性。由于对法律规范详尽、安定的过分追求，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被完全剥夺，这就大大的限制了诚实信用原则功能的发挥。没有法官的自由裁量，诚实信用原则仅能对债权法领域内的民事活动具有指导意义，失去了作为强制性法规的功能。尽管如此，诚实信用原则毕竟是法律公正公平的象征，立法者不能不尊重诚实信用原则所包含的价值取向。所以这一时期的成文法大都明文规定了诚实信用条款。
三、现代民法阶段
二十世纪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新的经济关系不断产生。缺乏弹性的各国民事法律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的飞速变化。经济基础的发展推动了法律的变革，于是立法开始采取严格规则和自由裁量相结合的新方式。1907年，瑞士民法典在第2条中作出了如下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这条规定第一次把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加以确定。此后大陆法系诸国纷纷效仿，从而使诚实信用原则走到了民法的权力之巅。诚实信用原则完成了从道德规范到君临民商法全法域的“帝王条款”的转变。
我国现代法律在立法及法律理论方面通过日本，受德国的影响很大。与大陆法系诸国一样，在民商法领域中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两条规定是诚实信用原则在民商法中总的体现。诚实信用原则在民商法中的具体体现主要在有关无效民事行为（注1）的规定、可撤销可变更民事行为（注2）以及缔约过失（注3）的规定中。这一规定是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的法律表现形式，意味着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指导当事人正确进行民事活动，而且在完善立法机制，承认司法活动的能动性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诚实信用原则体现了法律公正公平的价值取向，是我国民事法律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法律基本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活动中的重要性虽然在我国立法上得到肯定，但是在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运行中它并未受到应有的尊重。当前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信用应该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拥有良好诚信资源的市场经济才是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而目前在民事活动中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状况却不容乐观。近几年来股市中的“银广厦”、“亿安高科”、“郑百文”等事件以及企业之间形成的庞大的三角债务关系均层出不穷，这样一些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如果说前几年，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主要是基础设施的相对滞后，那么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瓶颈则主要是恶意拖欠资金、合同欺诈、以次充好等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泛滥，这些行为造成社会经济运行成本提高，社会关系不和谐，从而动摇市场经济的根基。
诚实信用原则并不是永恒存在的，它有自己的发展演变过程。它演变的动因何在呢？为何它对人类社会民事行为的影响不断发生变化呢？经过比较分析，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诚实信用原则的遵守状况与它能否为人们带来利益密切相关。商人诚实守信可以在社会上因其诚实守信的声誉获益，所以诚实信用习惯被遵循。同样如果社会上诚实守信的习惯不能为商人带来利益，诚实守信就会被抛弃。对我国诚实信用遵循状况的形成和变化的情况分析便可证明这一观点：
（一）从我国封建社会诚实信用状况看：
我国封建社会通讯交通条件低下，人民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活动。封建社会的多数普通人终其一生都生活在他居住的村庄或城镇，大家彼此熟识。在这种条件下我国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身份基础上的。因此作为同一个村庄或城镇的人，大家相互之间比较了解，每个人是否诚实守信，其他人都十分清楚。在这样的环境下诚实守信的人就会被人信赖而愿意同他交往，反之则不被人信任而不与之交往。不遵循诚实信用意味着交往途径的断绝，人们权衡利害，只能选择诚实守信。同时人们为了降低自己从事民事活动的风险，也希望其他人诚实守信。诚实信用能带来交往的畅通使守信者获取利益，封建社会的诚实信用习惯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而形成。
（二）从我国改革开放前社会的诚实信用状况看：
1、从个人层面上来看，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户籍制度相当严格。由于当时没有身份证，人民同样是被限制在自己所生活的社区内。我国基本上仍旧是一个熟人社会，与封建社会相同，个人不遵循诚实信用意味着交往途径的断绝。只有遵循诚实信用才能保持个人的社会交往的通畅并获得利益。
2、从企业层面上来看，改革开放前我国所有的企业都是国营企业或集体企业。企业的生产，销售都完全依赖政府的指令。企业之间原材料、设备、资金都是在国家的口袋中流动，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前我国实际上只有一个企业，它的名字叫政府，一般所说的企业只是政府的车间。一个企业不同车间相互交易，当然也不存在诚实信用的问题。
（三）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诚实信用原则遵循状况逐步恶化，诚实信用原则遭到全面削弱。
自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取得长足进展。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国的经济还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市场规范并未真正确立。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诚实信用原则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循。隐藏在经济繁荣背后的是市场状况的混乱无序，全国“三角债务”多如牛毛。甚至法院这种权威的司法机关其生效判决也没有多少人尊重。打官司完全是去争一个管辖地。这种状况人为加大了市场运行成本，使交易不畅，甚至于逐步萎缩，市场经济面临巨大的危机。
1、法律本身的不健全，致使民事活动的当事人规避法律成为可能。
2、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法官的素质不高，使得诚实信用的另一基本内容法官的自由裁量难以公平有效的实现。
正是由于诚实信用原则的两个基本内容都难以有效实现，在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运行中不讲诚实信用的现象已逐渐由少数到多数，从个别到普遍，分析其形成的原因，我认为：
首先，改革开放后实行了身份证制度，严格的户籍制度被弱化，人口开始全国范围内流动。伴随而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剧增，并且不再限于那么几个熟人。与全国各地陌生人交往进行民事活动变得经常后，从封建社会到改革开放前的熟人社会消失了。以往在熟人社会中当事人之间熟知民事活动对方的信用记录成为历史。熟人社会消失后没有人知道与自己交易的陌生人的信用记录到底怎样。由于国家并没有一套有效的信用制度，个人及企业的信用均呈空白状况。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讲诚信与不讲诚信难以区别。
第二，大多数人的信用记录都是空白，个人或企业的交往途径的畅通与否就不取决于是否讲信用。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不讲信用的人或企业在广阔的地域中不断行骗，依靠行骗本身就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诚实信用原则赖以存在的基础动摇了。
第三，在一个司法公正的社会，诚实信用原则还有一个最后的保证。法官可以保护讲诚信者的利益，对不讲诚信者加以惩罚，而维系诚实信用原则。但在我国的不少法官素质还不高，地方保护主义又盛行。民事诉讼法中又确立了“原告就被告”的诉讼原则。这意味受害者必须到欺诈者的“地盘”请求当地的法官为自己主持公道，一旦法官被地方保护主义影响，不能平等对待双方当事人，求偿无异于缘木求鱼。欺诈者却能轻易以欺诈获利。
第四，在民事活动中越来越多的人利用个人、企业信用的无序以及强大的地方保护主义以欺诈获利时，诚信就意味着吃亏上当。人们都变得“精明”起来。诚实信用原则不能为遵循它的人带来利益反而带来害处时，诚实信用原则有被抛弃的危险。长此已往，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影响我国全社会集体无意识地在民事活动中放弃诚实信用原则。如果放弃了诚实信用原则这个市场经济的基础，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成果必将毁于一旦。
我国已加入WTO，WTO规则对企业信用的要求更加严格。如果我国企业不讲诚信的形象一旦流传，将对我国经济产生灾难性后果。解决我国诚实信用问题已迫在眉睫。近年来，上述问题已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朱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到了“要重建我国的信用”。但如何重建信用，目前社会上也有许多讨论，有人说诚实信用原则的沦丧是由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是改革开放飞进来的苍蝇、蚊子，要加强思想教育，重拾传统价值观。有人说这是改革开放所交的“学费”，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自动解决诚实信用问题。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诚实信用原则能否重建取决于它能否重新为人们带来利益，利益的驱动才能最有效的动力。只有在社会上形成讲诚信者获利，不讲诚信者被惩罚的局面，诚实信用原则才能重新建立。
重建诚实信用原则，确立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单靠社会某一方面的力量是很难奏效的，例如中国工商银行与北大计算机系统工程公司联合创办的“中国企业信用网”，上海的资信评估机构试点都参照了欧州方式和美国方式，由中央银行上海分行出面，组建联合证信制度等等。然而这些尝试大多不甚成功。
我以为在这项重建工程中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从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在立法领域必须把诚实信用原则的相关立法建立健全起来。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有关诚实信用的立法，相当完备。在立法上，以美国为例。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短短20年中，为了完善美国的信用制度，贯彻诚实信用原则，有关立法至今已达17项之多，包括公平信用报告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平等信用机会法等等。反观我国民事立法相当滞后，至今没有 一部民法典。加快民法典的建设，把诚实信用原则在各单行法方面的应用具体化，加强可操作性是重建诚实信用原则的重要步骤。这样做有三点好处：①加强诚实信用的相关立法能够有效界定民事活动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使民事活动责任明晰。②针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危害，应杜绝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从而抑制企业的侥幸心理，减少短期经济行为。同时也使政府的正常行为规范化、合理化。③完善司法救济制度，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更加透明，操作性更强。
其次建立一套广泛的信用记录档案。建立信用记录档案的目的是使公众了解企业和其它经济体的信用记录，从而判断与对方交易的风险。拥有好的信用记录档案，人人乐于与之交易，信用记录档案就可以成为企业和其他经济体的最大无形资产。我本人不赞成政府过多干预经济，但建立信用记录档案这样的大工程本身却应该是政府的责任，没有政府努力是不可能完成的，信用记录档案的建立应分为两个部分。
①对企业必须采取强制信用登记。企业是市场活动最重要的主体。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最大。同时企业与自然人相比数量较少，而且情况基本上为工商、银行、税务等部门所掌握。不论是从对经济的影响来看，还是从强制信用登记的工作量来看，以行政命令强制企业进行信用登记都是合理的。
企业的信用登记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分不同情况对待。对新注册登记的企业，信用登记应做为企业成立的前提。对于已成立的企业，应强制其在一定时限内到专门机构办理信用登记，时限过后未办理信用登记的企业吊销营业执照，从而将办理信用登记作为市场准入条件。企业的信用记录应作为公共信息披露，并随着企业在交易活动中遵循诚实信用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对于信用好的企业，信用本身成为其最大的无形资产，人人乐于其交易。信用差的后果则十分可怕，对于企业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最近一段时间，美国的安然公司，世界通信公司等跨国企业的丑闻曝光后，虽然这些企业实力强大，信用记录一旦变坏，也难逃破产的命运。这样就可以达到优胜劣汰净化市场的目的。
②对于自然人来说应采取自愿信用登记的方式进行。由于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运用科技进行管理的水平不高。要对全部人口进行信用登记也很不现实。所以可以根据公民个人的需要进行信用登记。如果该公民个人从事商品交易活动频繁，为获得信用无形资产必然自行要求进行信用登记。如果该公民很少从事商业活动，也没有进行信用登记的必要。在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条件成熟以后也可以逐步过渡到类似美国的全民信用登记。
第三，进行司法改革，保证法官公平公正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当前我国法院系统的人事权、财权都受制于地方政府，所以当前有个口号叫“政法机关应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在某些地方政府看来，以地方财政供养着法院，法院的胳膊肘就不能往外拐 。在当地企业与外地企业发生经济纠纷时，法院迫于压力，难以对外地本地一碗水端平，公平、公正只是一句空话。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诚实信用原则是一种模糊性原则，弹性较大。法官适用该原则时自由度极大。一旦法官不能对外地本地一视同仁，必然造成两种情况。一是司法机关消极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即应当适用而不予适用；一种是司法机关积极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即将其作为一只“口袋”，任意适用。这两种情况，无疑都会使案件得不到公正的处理，使当事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所以进行司法改革，摆脱地方行政权力对司法权力的干预是落实诚实信用原则强行法规效力的关键。否则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依然能逍遥法外，重建诚实信用原则就是只是一句空话。
重新建立诚实信用原则任重而道远。要解决这个严重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奏效的。重建之后的好处也是十分明显的。重建诚实信用原则后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进而推动经济突破瓶颈，快速发展，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和谐。这样才能取得经济效应、社会效益双赢的结果。


注1：《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无效民事行为：
（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
（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3）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4）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