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口计生委关于印发流动人口计生管理和服务工作检查评估指标（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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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于2001年4月28日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在新修订的《婚姻法》中正式规定了探望权制度，这是我国婚姻立法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在结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借鉴西方英美法系国家以及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经验与成果。探望权制度的设立，既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生理、心理、情感与人格的健康发展，同时又有利于满足父母亲的情感需要，进而促进父母亲双方更好的履行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这对于推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远的意义。新修改的《婚姻法》增设探望权制度至今已达11年之久，虽然立法为探望权的实现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在法律实践的中，法院处理探望权纠纷却是非常的棘手，探望权在我国一直难以得到很好的实现。

　　一、我国探望权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二十六条规定：“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及其他对未成年子女负担抚养、教育义务的法定监护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中止探望权的请求。”

　　这些关于探望权制度的法律规定，为解决离婚双方探望子女的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对维护子女的身心健康，促进社会稳定及家庭安宁正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作为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定的一项实体权利，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尚有不少值得探讨和完善之处。

　　1.探望权主体范围狭窄

　　自从探望权制度实施以来,其法律关系主体问题一直都困扰着司法实践。我国《婚姻法》只明确规定了非直接抚养方的父亲或母亲享有探望子女的权利，然而对于没有和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的近亲属却不拥有探望的权利。这样的局面既违背人情,也与我国的亲情伦理相去甚远。在我国,自古就有以家庭为本位的传统,以家庭为单位构成了整个复杂的社会。从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到现在,家庭内部人员通常居住在一起。在我国,几世同堂的现象依然非常的普遍。由于生活习惯与我国的传统家庭文化的影响,一些长辈特别是祖父母一类的近亲属,对孩子有着比较深厚的感情与寄托，如果法律不给予他们以探望的权利,实在有违我国上千年的善良风俗,不利于我国传统美德的维护与发扬。另外一方面,法律既然规定了孙子女有接受祖父母、外祖父母遗产的权利,那么从权利义务对应角度去分析,不给予祖父母、外祖父母探望孙子女、外孙子女的权利,也正好违背了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基本法理。

　　2.弱化儿童利益的关键地位

　　事实上,整个探望权制度的基础就是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利益。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应该成为整个制度构建与完善的关键,要把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放在中心的位置。然而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我国现行婚姻立法上观察,都在过多、过重的强调关注父母两方关于探望纠纷解决途径问题,一味的考虑父母两方的具体利益,对于孩子的具体地位法律规定得不是很明确。这种现象,不可避免的限制了未成年子女的合理要求与合法利益。现实中许多孩子事实上任由父母两方摆布的现象正赤裸的验证了这一点。如果法律不给予孩子的足够尊重,不给予他们表达与发表意见的权利,就没有办法去谈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利益了。虽然未成年子女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依然具有独立的人格,理应得到法律的平等尊重,尤其是在探望权问题的纠纷方面,更要摆脱孩子受父母依附的局面。

　　3.执行措施规定不完善

　　从确立探望权制度到现在,实践中遇到了许多执行难的问题,很可惜的是,我国《婚姻法》关于探望权制度的规定只有几个简单的条文,对探望权的强制执行并没有作出具体可行的规定。现实中有着许多难以执行的案件,由于没有法律作为依据,法官只能凭借自由裁量的司法行为来确定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我们知道,一项法律权利如果没有相应的执行措施,就等于权利虚设,在当事人心里也自然产生不了法律威慑力而丧失法律的权威性,探望权的实现也无从谈起,整个制度的构建也将落空。探望权的强制执行不同于民法上诸如财产、物等标的,探望权的执行有着自身的特殊性。需要明确的是,探望权执行的标的不是未成年子女的人身,而是非直接抚养一方的协助行为。

　 4.非婚生子女利益保护缺失

　　产生探望权的基础自然是父母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探望权问题的解决也成为离婚的“善后事宜”。既然探望权问题是基于离婚的法律行为所产生的这项法律权利,因此很容易使人误解问题的来源就是建立在合法有效的婚姻基础之上的。但是,我们知道,《婚姻法》与《继承法》都给予了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有同等的法律权利。从法律平等再到人的平等,我国现行《婚姻法》关于探望权制度的规定,并没有澄清针对非婚生子女的探望权制度的设置问题。在现实世界里面,由于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甚至通奸、强奸、非法同居等,产生的子女抚养问题屡见不鲜。本着保护这类未成年子女合法利益的角度出发，法律有必要增加规定针对这类非婚生子女探望权的条文。事实上,这类未成年由于处于更加弱势的局面, 特别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而我国探望权制度却忽略了这点,表明我国探望权制度的规定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和不完善的地方。

　　5.中止执行理由不具体

　　《婚姻法(修正案)》第38条第3款规定：“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以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为原则作为决定是否中止探望的标准是西方国家普遍一致的看法,我国在针对探望权中止事由方面,采纳了这种理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探望权中止的法定理由是人民法院判决的法律依据,同时也限制了人民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保证了探望权人的探望权不被任意剥夺。但是笼统、概括和原则性的规定在具体操作上却很难把握。在司法实践中,究竟何种情形才属于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情形,完全要靠法官来自由裁量。这种做法虽然给当事人协商一致留下了余地,但是却不利于矛盾迅速合理的解决。其次,从理论上,究竟怎样才算是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一直都是有争议的。有人简单的把“收监”作为探望权执行中止的事由,但是结果却是有许多父母本身对孩子十分关爱,只是因为一时冲动才触犯法律。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来看,社会危害性显著较轻，从刑罚的教育功能角度上看,如果把“收监”作为探望权执行中止的具体事由,将不利于实现刑罚的改造功能,而只会加剧当事人仇恨社会的心理。因此,针对“收监”问题,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搞“一刀切”。在实践中,许多夫妻离婚以后,为了达到不让对方探望孩子的目的,就随意利用法定的中止探望情形来阻止对方探望。有些夫妻在离婚时产生的矛盾比较激烈,互相仇视,经常在子女面前数落对方的缺点和过错,使对方在子女心目中的形象被贬低,导致子女对父母的认识出现偏差,同时也增加了司法操作的难度。

　　6.法院淡化裁判功能

　　在处理探望权案件的过程里,法官通常的做法是：当事人协商一致优先。由于我国《婚姻法》关于探望权制度的规定只有简单的几条,而现实的案件却是十分的复杂,法官很难在复杂的纠纷中凭借裁量行为来及时解决矛盾。因此,通常是遵照当事人的协商结果,淡化自身的裁判功能。而事实却是,离婚当时人矛盾一般都比较尖锐,互相仇恨的现象非常的普遍,要在一时达成一致是漫长而艰难的。我们说对于他们自身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以走漫长的协商之路,但是对于探望权问题,涉及未成年子女的切实利益,由于未成年子女一般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这时候法院就应当发挥裁判功能,无论是从社会公益角度上讲,还是从保护未成年子女合法利益角度上看,法律的裁判的作用就应当及时必要的介入。这样的话,就限制了许多父母一致协商为借口,推脱相互之间的抚养责任。因此法院应该协商优先的前提下,及时的作出合理的裁判,发挥法院的裁判功能。

　 二、完善我国探望权制度的措施

　　根据我国探望权制度的现状，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并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经验，关于探望权制度，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点予以完善：

　 1.适当扩大主体范围

　　参酌我国国情，笔者以为，应当明确（外）祖父母的探望权主体地位。（外）祖父母享有探望权不但符合我国的国情、人伦和法律原理，而且是国际公认的立法理论。另外，在赋予（外）祖父母探望权，同时，为贯彻探望权立法宗旨，更好维护未成年人利益，有必要对（外）祖父母做一些规定，享有探望权的（外）祖父母应具备以下条件：（一）经济状况良好；（二）有利于孙子女成长的轻松愉快的家庭环境；（三） 与孙子女之间的感情融洽；（四） 与孙子女在其父母离婚前曾一起生活过；（五）身体健康，无其他传染性疾病；（六）无吸毒、赌博等不良生活方式或怂恿小孩的犯罪行为。

　 2.突出儿童利益的中心地位

　　我国在立法完善时，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比如德国民法典第1626条第（3）项规定：“与父母双方进行交往，通常属于子女的正当权益。子女与其他的人有联系的，在子女与其交往时，适用相同的规定，但以维持此种联系有助于子女发展为限”。在未成年子女提出要求探望父或母时，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父或母，应为其实现探望权提供帮助。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不同意子女的请求不提供帮助或不同意作为法定代理人向法院提出探望权之请求时，未满十周岁的未成年子女可以申请法院指定或委托少年儿童维权机构代为行使法定代理人职责，子女也可直接向少年儿童维权机构申请其代为行使。这样的规定有利于保障未成年子女与父或母会面、交往或暂时共同生活的正当需求．人民法院在审理探望权诉讼中，在确定探望权行使的时间、方式时，应尊重有识别能力的未成年子女的意思表示，探望权的行使应体现子女的意志。在决定中止探望权时也应尊重子女的意愿。当事人提出中止行使探望权请求时的在适用婚姻法的解释中应明确，应征询双方的意见和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的意见。

　 3.完善探望权执行措施

　　我国现有有关法律对拒不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中确定的有关探望子女的义务的保障措施有限，由于不能也不应强制执行子女的人身及探望行为，因而有时在对拒不履行协助另一方行使探望权的有关个人和单位采取强制措施后，仍难以实现探望权。因此，可参照国外立法的一些规定，在婚姻法中明确直接抚养人的协助义务，加重其不履行协助义务的责任：（1）对因直接抚养人不履行协助义务而导致行使探望权的一方不能行使其权利的，每一次都要补偿探望权人一定数量的款项。（2）拒不履行协助义务，致使有探望权的父或母多次不能实现探望权的，可在考虑子女的学习、生活便利等基础上，将未实现探望权的时间累加起来，确定一段时间由未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短期内与子女共同生活。（3）应规定对探望权人探望子女后，未按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时间将孩子送回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行为的处理。如规定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并可以此为由申请中止行使探望权。并明确申请人可在探望权人未将子女送回之日起一定的期限内可申请强制执行。

　　4.增加保护非婚生子女利益的规定

【内容提要】检察机关侦查管辖存在着管辖主体偏小、贪污贿赂与渎职犯罪主体标准不一，以及重大、特别案件管辖缺乏可操作依据等问题，法律监督职能受到削弱，应当以立法的形式作出相应调整。
【关 键 词】侦查权制度核心 侦查管辖范围 互涉案件 特别侦查 管辖配套制度


检察机关侦查管辖是检察机关依法对犯罪案件行使侦查权的范围，是检察机关侦查权制度的重要的、核心内容。检察机关侦查管辖问题要解决的是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在立案管辖上的分工。下面，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完善检察机关侦查管辖权问题进行阐述，不妥之处，不吝赐教。
一、检察机关侦查管辖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于1997年1月制定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在第二章《管辖》中专门对检察机关侦查管辖问题作出司法解释，并于1998年12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部委规定”）把检察机关侦查管辖问题进一步细化。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本身并不能解决与公安机关的侦查管辖职责不清的问题，况且自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检察机关在履行查办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的职能活动中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情况。这些问题主要是：
（一）管辖主体明显缩小，诉讼任务出现失衡
检察机关的侦查管辖实际上就是要解决管辖“哪些人”和“哪些案件”的问题。根据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8条规定，检察机关侦查管辖的“人”就是国家工作人员，而管辖的“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以及渎职、“侵权”案件。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第18条的规定体现了公、检、法三机关在侦查管辖中的职能分工，突出了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但比较修正前的《刑事诉讼法》，检察机关侦查管辖案件犯罪主体明显缩小，直接造成公安、检察两家侦查工作量发生倾斜，所担负的诉讼任务出现失衡，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受到削弱。
实践表明，我国近年来治安形势仍十分严峻，刑事案件发案率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加，给公安机关带来很大压力，群众对治安形势以及较低的破案率意见很大，公安机关面临的任务越来越重。据统计，2003年----2007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179696件209487人，而提起公诉4692655人（此数据基本可反映公安机关的立案数据）；2007年天津市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442件477人，而提起公诉12962人。在全国和我市范围内比较一下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人均办案数量，公安机关人均办案在20件（人）左右，而检察机关人均办案1件（人）左右，这些数据说明，公安机关刑事案件办案人员人均工作量要明显超出检察机关。
如果考虑到公安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共同犯罪案件较多，根据案件统计规律，刑事案件件数与人数的比例不会超过1：2，那么，也说明公安机关人均工作量要高于检察机关。如果有人强调一般刑事案件与职务犯罪案件的复杂程度不同，诉讼环节不同而强调检察机关工作量的问题，我们也应看到检察机关有凑数立案、撤销案件多，以及受理纪检监察机关成品案件的现象，公安机关侦查管辖的重大、复杂案件并不比职务犯罪案件简单。
（二）两大犯罪主体采取双重标准，立法有失公平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8条规定检察机关侦查管辖的贪污贿赂、渎职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侵权”犯罪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刑法》则对于贪污贿赂与渎职犯罪主体的构成采取了双重标准，即贪污贿赂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而渎职犯罪主体仅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1998年1月出台的“六部委规定”主要内容是对《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但依据的却是《刑法》的双重标准，对渎职犯罪主体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作了限制性解释，缩小到仅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
对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采取双重标准立法，不但有失公平，而且也会造成一些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因渎职而不被追究的问题出现。虽然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渎职罪主体的解释基本维持了“六部委规定”的主要精神，但这样的司法解释改变了《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原意，法律依据不足。
（三）决定侦查案件出现立案空白
所谓决定侦查案件，是指检察机关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8条侦查管辖的案件。根据该条规定，“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
决定侦查是《刑事诉讼法》授予检察机关的重要侦查管辖权。虽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根据这一法律授权作出了相应的具体实施规定，但是，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出台以来，我市检察机关也没有立案侦查这类案件，决定侦查管辖权没有充分行使。
另外，《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第1款“对于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的政策、法律、法令、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这一规定，应当是《刑事诉讼法》第18条的宪法性依据。这里的检察权，笔者理解，应当包括对上述特别案件的特别侦查权。但这项权力在实践中却难以贯彻落实，对一些案件，检察机关完全可以依法介入，但由于我们自身在执法思想上出现了偏差，而没有依法履行职责，不敢监督是根本原因，从而导致法律监督职能的自我弱化。
（四）互涉案件管辖不明，可操作性差
所谓互涉案件，即一人或多人可能同时涉嫌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犯罪和刑事犯罪的案件。为了解决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对贪污贿赂案件与刑事案件互涉的问题，“六部委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了“如果涉嫌主罪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由公安机关为主侦查，人民检察院予以配合；如果涉嫌主罪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由人民检察院为主侦查，公安机关予以配合”内容。
笔者认为，“六部委规定”并没有解决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在一些复杂案件上的侦查管辖职责问题，因为一些互涉案件在立案前很难区分主罪到底是贪污贿赂犯罪还是刑事犯罪，确定主罪是以谁先发现为标准，还是以涉嫌犯罪的最高量刑为标准？如果以谁先发现为标准决定管辖，那么，这些规定等于没有实际意义；如果以最高量刑为标准，那么贪污、受贿犯罪的最高量刑都是死刑，这样的规定似乎也等于没有实际意义。
另外，上述规定和司法解释只涉及贪污贿赂犯罪与刑事犯罪的互涉问题，没有规定渎职、“侵权”犯罪与刑事犯罪的互涉问题，这也是立法方面的不足。
二、完善检察机关侦查管辖范围的立法建议
完善检察机关侦查管辖制度，应当从有利于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有利于节约诉讼资源，有利于实现诉讼平衡的原则出发，在立法上解决检察机关侦查管辖权的一些问题。笔者建议：
（一）引入“职务犯罪”概念，纳入检察机关管辖
为彻底解决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诉讼任务失衡的问题，强化对国有企业、事业等单位工作人员一些渎职、“侵权”行为的监督，将“职务犯罪”概念引入《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条文，规定不论国家机关、国有公司、国有企事业单位，还是外资、私营、股份制企业等单位，只要有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犯罪的，即构成职务犯罪案件，并全部由检察机关侦查管辖。
（二）引入“公务人员”概念，统一两大犯罪主体标准
对《刑法》第93条第2款列举的“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全部纳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主体，以“公务人员”取代“国家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概念；以“单位公务人员”概括其它性质单位工作人员的范围，“单位公务人员”构成职务犯罪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及相关补充规定执行。
（三）引入“特别侦查”概念，明确“决定侦查”范围
授权检察机关“特别侦查”的权力，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第1款和《刑事诉讼法》第18条的原则性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由检察机关侦查管辖，如重大安全事故案件、重大泄露国家秘密案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等；以及特别身份人员的犯罪案件，如省部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全国人大代表犯罪案件等。
（四）规定互涉案件、单位犯罪案件由检察机关管辖
为解决互涉案件可能出现的推诿和“抢案子”现象，加强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互涉案件由检察机关侦查管辖，公安机关予以配合，而不分主罪、次罪，不论贪污贿赂案件与刑事案件互涉还是渎职、“侵权”案件与刑事案件互涉。
将单位犯罪纳入检察机关侦查管辖比较符合实际。由于单位犯罪本身发案数量不大，况且单位犯罪往往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损失，其中往往隐藏着职务犯罪，或者难以与职务犯罪区分，由检察机关管辖便于发挥法律监督职能，有效利用诉讼资源，从而能够有效地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
三、完善检察机关侦查管辖制度的配套措施
检察机关侦查管辖制度在解决了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在立案上的分工问题后，要通过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保证检察机关侦查管辖活动的合法性和高效率。
（一）建立以审判管辖为基础的侦查地域管辖制度
审判管辖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管辖制度。虽然检察机关侦查地域管辖还可能不符合地域管辖原则，但实践表明大部分检察机关侦查地域管辖是符合审判管辖原则的。为贯彻这一原则，需要进一步明确以下问题：
一是将犯罪嫌疑人工作单位所在管辖原则作为检察机关侦查地域管辖的重要内容。由于犯罪嫌疑人工作单位所在地往往是犯罪嫌疑人作案地或者主要作案地，由犯罪嫌疑人工作单位所在地检察机关侦查管辖，便于调查、核实证据，便于与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的纪检监察机关、部门联系，也便于审判。
二是以侦查级别管辖为基础，建立侦查一体化制度［1］。由于职务犯罪案件的特殊性，以犯罪嫌疑人的不同职务级别附之以犯罪嫌疑人的涉案数额作为侦查级别管辖的依据是很有必要的。所谓侦查一体化，就是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的侦查部门、同一机关内部不同的侦查部门是一个有机整体，上级检察机关有权管辖下级检察机关的案件，并对下级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有绝对的侦查指挥权，可以根据案件不同情况，决定案件管辖及移送。侦查一体化制度是侦查地域管辖的必要补充。
（二）完善自行侦查工作制度
自行侦查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刑事案件，认为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自己开展搜集证据和采取强制措施的活动。对于自行侦查活动，《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得比较笼统。笔者认为，法律应当在以下方面作出详细规定：
一是可以决定自行侦查的条件。当发现公安机关有非法收集证据、徇私枉法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对有关鉴定结论提出异议时，应当决定自行侦查。
二是经过自行侦查如发现案情重大复杂，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并重新计算办案期限；也可以在自行侦查终结后决定直接起诉或者撤销案件，对于直接撤销案件的，公安机关可以申请复议复核。
（三）完善初查工作程序
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决定是否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立案侦查前均进行必要的初步调查，即我们通常讲的“初查”。初查也是确定侦查管辖的第一步。检察机关通过对举报材料的核实，初步确定是否存在犯罪事实，在发现了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事实后根据侦查管辖的规定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或者内部侦查部门。
（四）、完善提前介入制度
“提前介入”是检察机关是依照《刑事诉讼法》第66条“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的规定，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在进入提请逮捕前进行监督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提前介入”对于确保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确保自身侦查管辖权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建议:
一是对《刑事诉讼法》第8条作必要的修改，明确“提前介入”的目的，把它作为检察机关行使侦查管辖的一个重要补充，而不仅仅是引导、监督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
二是在《刑事诉讼法》第66条中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必要条件、案件的范围和类型，以可能涉及职务犯罪案件、严重破坏国家法律法令案件、严重危害国家安全案件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