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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肃省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实施办法
甘肃省人民政府



为了认真贯彻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在全省建设一支全民健身骨干队伍，根据国家体委颁布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以下简称《制度》）的各项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制度》是在深化体育改革中产生的管理社会体育的一项基本制度，它的施行为我省现行体育法规增加了新的内容，使全省社会体育人员管理工作纳入了制度化的轨道。
第二条 本办法的制定，对于政府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和宏观管理，切实把发展群众体育，推行全民健身计划，普遍增强人民体质作为重点，指导群众科学的锻炼身体，促进全省群众体育广泛、深入地发展等，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第二章 管 理
第三条 《制度》的实施和管理，是群众体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在国家体委领导下，由省、地（州、市）、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分级负责，统一管理。
第四条 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分为三级、二级、一级和国家级四个级别，分别由县（市、区）、地（州、市）体育行政部门和省体委、国家体委批准授予和建档。
第五条 省、地（州、市）、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的群众（社会）体育处、科、股为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主管机构，必须确定分管实施《制度》的负责人和具体工作人员。
第六条 对于设有独立的工作机构和专职体育干部，具备必要的社会体育管理工作条件的省、地（州、市）行业体育协会或其他组织，经该组织申请，省体委审核批准，授权委托其负责本系统范围内二级、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管理工作。
第七条 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主管机构，应加强同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联系，经常了解工作情况，创造必要的条件，支持和帮助他们搞好社会体育指导工作。
第八条 地（州、市）、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和被委托组织所开展的培训、考核、评审和迁移等工作情况，应及时以文字和报表形式报省体委群体处备案。
第九条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工作调入、调出时，均应及时向主管机构办理注册及转移手续，开具《社会体育指导员迁移证》。如系省外调入或调出到外省的一级以上社会体育指导员，需到省体委办理注册或转移手续，如系本省调动者，不论何级，均在当地主管机构办理注册或转移手续
。
社会体育指导员短期到外地进行有偿性、经营性的体育指导活动，应到该地区的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办理临时登记手续，并接受其管理和监督。
第十条 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应会同当地工商行政、物价、税务和公安部门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共同加强体育市场管理，协商确定社会体育指导员开展经营性体育活动中有关经营许可、注册登记、收费标准、经济惩罚标准以及涉及体育市场管理范畴的相应管理办法。

第三章 培 训
第十一条 申请授予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必须参加相应级别的业务培训。业务培训的内容、考核要求等，均按国家体委审定的培训教材和省体委制定的培训工作意见进行。否则，不承认其培训考核结果。
第十二条 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评审前的业务培训工作和经常性的业务技术培训及考核，按管理权限由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负责进行。
第十三条 承担培训任务的单位，必须具备符合同级培训要求的合格师资和教学条件，经同级体育行政部门批准，并报上一级体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省体委成立甘肃省社会体育指导员业务培训指导小组，负责指导全省的业务培训工作，并编写审定本省的补充教材。指导小组成员由省体委聘任。

第四章 申请与审批
第十五条 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负责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的申请受理工作，被委托的组织只受理授权范围的申请。
第十六条 申请人须直接向受理部门提交《制度》规定的申请材料，填写《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申请审批表》，受理部门进行审查并签署意见后，按批准授予权限提交相应的评审委员会。
第十七条 省、地（州、市）、县（市、区）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和被委托的组织，均须设立相应等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评审委员会。其成员由体育行政部门的负责人、主管机构的有关人员、体育科研人员和院校体育教师及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社会体育工作者等5—9人单数组成
，由主管机构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并经同级体育行政部门批准后聘任，一般任期四年。
第十八条 评审委员会是负责评议、审定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否符合相应技术等级称号条件的组织，必须坚持原则，正派公道，严格执行《制度》规定的条件和程序，科学客观地做出评审结论。
第十九条 各级体育行政部门依照《制度》的规定，行使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的批准授予权。被委托组织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后，评审结论须报送相应等级的体育行政部门。体育行政部门的主管机构应根据评审结论做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报主管领导签发，并书面答
复申请人。
第二十条 申请人在接到批准的答复后，凭批件于一个月内到受理申请的县（市、区）主管机构办理登记手续，并领取国家体委统一颁发的证书、证章。由被委托组织受理的，应在主要指导活动所在地的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的主管机构办理登记手续。
第二十一条 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主管机构，应于年终负责填写《 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登记名册》，一式两份，留做档案并报上一级主管机构备案。
第二十二条 国家级、荣誉社会体育指导员，须经省体委审核推荐后报国家体委审批。
第二十三条 全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审批工作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各地申报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应于每年六月底之前报省体委群体处，逾期不参加本年度审批。其他各级的时间由各地自行确定。

第五章 义务与权利
第二十四条 义务
一、社会体育指导员应经常从事社会体育指导工作，根据当地管理的原则，社会体育指导员应服从当地体育行政部门的管理和领导，接受其指导和监督，及时将体育指导工作情况向当地主管机构报告。
二、在当地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站、点和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各项群众体育活动中义务从事体育指导工作。
三、服从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的聘调，并尽职尽责地完成所分配的工作任务。
四、担负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站、点指导工作的等级指导员，应做好档案管理工作，对当年开展的培训、指导、讲座、竞赛、表演、交流等各项社会体育活动 ，均应做到有文字记载，年终整理交当地体育行政部门归档。
第二十五条 权利
一、在取得当地体育行政部门颁发的许可证，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后，可开展与本人运动项目相一致的经营性体育活动。
二、可以在其所在的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站、点开展体育技能传授、锻炼指导、组织管理以及体育表演、体育咨询等有偿服务，按照相应的技术等级收取当地体育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劳务补助。
三、有权参加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有关政策、法规及业务知识的学习和培训，并可按《制度》的规定，申请晋升上一等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称号。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六条 各地（州、市）、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每年对所属的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站、点的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对遵纪守法、工作努力、成绩突出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予以表彰、奖励，对成绩特别显著者可申报破格晋级、推荐荣誉社会体育指导员。
第二十七条 对违反《制度》和本办法的有关规定或有违法不轨行为、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者，当地体育行政部门应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警告、降级、撤销技术等级称号等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省体委建立社会体育指导员情况的年报制度，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授予情况和工作简结，由各地（州、市）体委负责汇总后报省体委群体处。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的解释、修改权属省体委。
第三十条 本办法经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在全省施行，并报国家体委备案。



1995年10月26日
■不要动辄就求助于刑法、刑罚，真正做到动用刑法处理问题是“万不得已”。

■进一步完善和改进我国现有非刑罚处理方法，重视其在处理社会纠纷中的作用。

■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建立一个系统完善的保安措施立法体系。

所谓刑罚权是国家对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实行刑罚惩罚的权力。在探寻刑罚使用的合理性之前，首先需要澄清的基本理论是国家为何发动刑罚权，其正当性根据是什么?如何确定刑罚权的合理限度?

刑罚合理性上的共识

关于刑罚正当化之理论依据及其合理限度，在人类历史上曾存在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之争。报应主义刑罚观对犯罪人科刑时着眼于过去，强调科刑应从犯罪行为中寻找根据;功利主义刑罚观则着眼于未来，认为对犯罪人科以刑罚不是为了报应，而是为了预防使其以后不再犯罪。但两种刑罚观均要求对犯罪人科刑时做到均衡，即“量体裁衣”，科刑时应尽可能实现正义的基本要求，反对非理性的刑罚。

那么，如何做到形式与实质上的均衡，防止非理性刑罚权的发动及适用，进而防止个人合法权益受国家公权力的过多限制与剥夺?什么是非理性的刑罚呢?针对非理性刑罚的救济方法有哪些?

英国法学家边沁认为，有效适用刑罚，首先需排除不应适用之刑及非理性的刑罚，并归纳了四种情况，称之为不应适用刑罚的案件。

1.滥用之刑。当不存在现实之罪，或者刑罚的恶性刚刚超过由其随附善性所产生的可补偿性时，不应适用刑罚，否则就是滥用之刑。

2.无效之刑。那些对意志毫无作用，因而无法预防相似行为的刑罚，就是无效之刑。对不知法者、非故意行为者、因错误判断或不可抗力而无

极端恶性者所适用之刑，都是无效的。

3.过分之刑。当通过更温和的手段———指导、示范、请求、缓期、褒奖可以获得同样效果时，适用刑罚就是过分之刑。

4.昂贵之刑。如果刑罚之恶超过罪行之恶，立法者就是制造更大的痛苦而不是防止痛苦，是以较大恶之代价来消除较小之恶。刑法的恶果多少会发生在受制裁的父母或朋友身上。这些是立法者规定刑罚时应该时刻注意的恶和代价。

刑罚权合理适用的途径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的效益，防止刑罚权被不正当地适用，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非犯罪化。

非犯罪化以刑罚的谦抑性为理论根基。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刑事立法应仅针对具有公共危害属性，因而具有刑法干预必要性的行为，并要求应从刑罚作为社会救济手段的最后性、补充性、保障性出发，进行是否予以实际干预的考量。而刑罚之所以具有谦抑性，又与刑罚的严厉性密不可分。与其他部门法的法律责任实现方式不一样，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多以限制或者剥夺犯罪人的身体自由甚至生命为代价。正因为这一特征，谦抑性就必须作为刑事立法与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到目前为止，我国刑法仍未摆脱重刑主义的桎梏。社会大众动辄以打击不力为由对国家刑事立法提出众多非难，立法、执法机关也时而以社会治安混乱、恶性犯罪急剧上升为由，增加罪名、加重刑罚处罚力度。据研究表明，除少数特例外，犯罪率上升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犯罪率的上升在很多情况下与刑事立法的关系不是很紧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刑罚万能主义、重刑主义的刑罚观，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文明社会的要求，也与世界各国的刑事政策背道而驰。

笔者认为，针对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是否应列为犯罪行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第一，必须严格贯彻个人责任原则，防止刑罚的不当扩大而刑及无辜，否则就是刑罚的滥用。例如对犯罪人的亲友适用刑罚就是滥用之刑，违背了个人责任原则。

第二，刑罚的适用必须追求效果，防止仅为惩罚犯罪人而适用刑罚，否则将与国家的刑事立法与刑事政策初衷完全相悖。所以，对于某些情况下因不知法律而犯罪者、遵循良好的社会道德习惯而犯罪者，可以不适用刑罚。若对他们科以刑罚，使用刑罚的目的将会落空，国家刑罚的适用将会沦落为纯粹的报复手段。

第三，注重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协调，明确刑法的第二位性，即最终保障性地位。社会纠纷一旦发生，首先综合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救济途径予以解决。当通过这些途径不能达到目的时，才可求助于刑法。

第四，刑罚的适用必须讲究效益，即投入与产出之间必须保持适度的比例，否则就得不偿失，新的恶将不断滋生。

如何实现非犯罪化呢?笔者认为，应该从刑事活动的一般逻辑规律入手，即从刑事立法到司法的刑事活动过程来贯彻落实。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是将迄今为止作为犯罪处理的一些行为从刑事实体法中剔除出去，不再作为犯罪处理，停止对其处罚。二是针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尽可能通过其他法律途径予以解决，不要动辄就求助于刑法、刑罚，真正做到动用刑法处理问题是“万不得已”。当然，对某种行为作为犯罪处理抑或非犯罪化，还涉及到社会的价值判断约束，法律观念乃至于社会民众整体的价值观念的转变也就变得极为重要。

(二)刑罚实现方式应多样化、轻缓化。